一、民国初期西医史教育之施行 西方医学史的撰写在19世纪前后有所发展，①不过当时西方科学实证主义勃兴，多以研究过去医学无益于今后医学之发展，故医学史研究不为学界所重。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乃因国际氛围转向对立，各国开始重视历史、医学刊物增多等种种因素，医学史研究遂转而兴盛，②研究的重点大致落在三个主题：一为医学知识的历史，即广义之病理学及治疗法之历史；二为关于医家地位(对社会及国家而言)之历史；三为疾病之历史。③相对于医学史研究在20世纪初期之再兴，近代中国的西方医学史研究和教育开展得较为缓慢，当时日本的医学史教学与研究也不及欧美。④而回头来看看参与民国时西方医学史研究的社群，可追溯至1914年陈邦贤即已发起的“医史研究会”，但是以研究中国医学史为主。1937年，医史委员会(中华医学会之专门委员会)独立成立学会，名为中华医史学会；1941年，又有中华医史图书馆建立。⑤发展到1947年5月修正之《中华医史学会章程》，已明定该会为中华医学会专门学会之一，在举行大会时按例将主持医史组议程，会址即设于上海中华医学会内。⑥ 若以教学而论，在1935年颁布的《大学医学院及医科暂行课目表》的“课目时数分配表·普通科及基础科学类”中，不见西医史的踪迹，当时仅有党义、国文、第一/二外国语、数学、生物学、普通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学等基础课程。⑦1941年3月14日，在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第五届第四次常务会议上，江苏省立医院院长汪元臣报告修正医学院教材大纲之情形，⑧在讨论事项中有《修正拟订六年制医学专科学校课目表》的审核案决议，其中第四条为“医师伦理、医学史列为必修科”，第六条为“医学史置于第四学年第一学期，每周一小时”。⑨这是最早将医学史列入西医院校必修课程的记载。而中医院校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已普遍将医学史列为必修课程，只是教育部当时还没有统一中医院校的课程纲要；而这次开会的结果，则是明确订立西医院校的课程，将医学史列为必修课程。不过，当时具有试行的意味，所以也有“建议本部成立一新校，作为试验性质”。而在5月30日的报告中，提及该令在浙江、山东、陕西各医学专科学校可“试行”。⑩也就是说，在全国抗战爆发以前，于医学院内实施西方医学史教育，是不被政府重视的；直到全国抗战爆发后，政府才重视这件事，但因整个中国陷入战争的阴霾，所以也只能“试行”，无法大规模地开展。 当时中医院校的医学史教育早已开展，而且地位非常重要。(11)反观全国抗战爆发前西医的医学史教育，有两个特点。其一，早期课程多采用讲座的形式，而非一般的常设课程，师资方面也较为缺乏，大多采用邀请演讲的方式。例如，1929年王吉民受聘于国立中法医学院，1934年李涛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陈邦贤则应江苏医政学院之聘，皆以讲授医学史和疾病史为主。其实，医史作为讲座课程存在是当时英美流行的做法。(12)正如日人石川光昭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医学史小书内指出：“欧美各国近来对医学发达史的研究兴味非常浓厚，许多著作在不断的出版，许多大学设立了医学史的讲座。”(13)其二，当时讲述的不一定是西方医学史，很多应西医院校邀请的讲者，讲的却是中国医学史。(14) 民国时期医学史与西方新式学科相较，正如梁启超所言，史学实为中国所固有，相对较容易修习与从事。故罗志田指出，清末民初相当多的学术门类，一开始都有和史学挂钩的情形。(15)若然，西医史的情况如何？本文将分析民初西方医学史的研究概况。(16)而这样的工作汇集于一文当中，显然不可能对每一本著作都进行深刻的内容分析，但可梳理个别较为特殊现象，并综合提出当时撰写趋势之观察，方为本文之鹄的。 二、西方医学史的引介与研究 根据笔者搜罗，民国时期的西方医学史专著，举其大要者，计有：丁福保的《西洋医学史》(1914)，“上编为内科学史，下编为外科学史”，(17)为最早的医学史专著；其后则有陈邦贤《中外医事年表》(1926)，(18)陶炽孙编《西洋医学史》(1933)，西格里斯(Henry E.Sigerist)著、顾谦吉翻译《人与医学》(1936)，黄素封编著《南洋热带医药史话》(1936)，李涛编著《医学史纲》(1940)，施德芬(Gladys Stephenson)、刘干卿编译《医护界开道伟人略传》(1941)，李廷安《中外医学史概论》(1944)，施德芬编著《护病历史大纲》(1947)，等等。分析这些著作，其内容大多直接引用、抄录西文的西方医学史著作，较少基于自己的基础研究而书写，故究其本质，多为作者编辑整理之功夫。以今日视角观之，多数著作或许更像教科书，而非学术专著。例如施德芬编著的《护病历史大纲》(The History of Nursing)，作者即言参考各国护病史专著，至于中国的护病史资料，则参考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等著作。(19)又如1939年石川光昭的《医学史话》在中国翻译出版，其实该书内容大多不是创见，甚至作者也说并不是要完成一种“完善而精密的史学书”，只先求基础事实之理解，内容主要也是采用各国——包括德国苏德霍夫(Karl Sudhoff)、奥地利纽伯格(Max Neuburger)、英国辛格(Charles Singer)——流行之著作。(20)这些专著在撰述或翻译方式上，有时文白夹杂，翻译名词未完全统一；而在用途方面，大抵为讲义、演讲材料之汇编，而非原创研究。例如1931年，东南医学院新创医学史讲座，由陶炽孙担任讲席，他的《西洋医学史》原只是上课讲义，或称“课堂备忘录”，但已是学生上课极好的参考资料。陶的书引用了谢筠寿、俞凤宾、伍连德和王吉民等人的著作，书末还表达了谢意，(21)从这些信息中也可知道当时主要关切医史或医学人文的一批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