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分水问题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京津冀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调配有限的水资源①。值得注意的是，同期京津冀等地正在进行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根治海河”运动，此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在全流域范围内构建防洪体系，但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抗旱、调配水资源做出了重要贡献。水荒的应对，实质在于协调区域矛盾、整合区域资源。以往“根治海河”的研究，内容上多关注工程、政策、工地、民工、生产队等；空间上，集中于河北省，并没有充分展示区域间的用水矛盾②。杨学新提出“需要积极转换视角，扩大学术视野，打破地域限制进行综合研究，以推动这一问题研究的发展与深入”③。有鉴于此，本文拟考察1970年前后京津冀水荒的由来、应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整合区域水资源过程中的矛盾及问题。

　　一、区域发展与水量供需失衡

　　京津冀位于海河流域，该流域东临渤海，西至云中、太岳山，北倚内蒙古高原，南界黄河，面积约31.78万平方千米；在行政区划上，除涉及京津冀还包括山西东部、河南及山东的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南部一小部分④。按地貌可分为海河平原区、华北山地区、内蒙古高原区，其中山区占60%、平原占40%⑤。为调节地面径流，新中国成立后即于五六十年代在各地建造水库。在“以蓄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的指引下，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密云水库等67座大中型水库陆续建成，“控制山区面积达80%”⑥。

　　海河流域怕水又缺水，其水情经历了由丰水至偏枯的演化过程(见表1)，同一年可能兼有水灾和旱灾，水灾或旱灾也可能持续若干年。域内全年降水量的70%-80%都集中在6-9月份，极易酿成水灾；其它月份则较为稀少，旱情较频繁，春旱尤为严重，总体上“5年内有2年水灾，2年旱灾，1年正常”⑦。1949-1990年有19次旱灾，其中一般旱灾13年，大旱灾6年⑧，1960-1966年、1980-1987年连续发生旱灾，占旱灾总年数的68.4%⑨。

　　

　　早期水库的修建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后期则主要保障城市工业及生活用水。海河流域的工业产值在波动中增长，实现了质的飞跃。根据“全流域工业历总产值统计表”，1949年仅为14.97亿元，1958年达157.33亿元，次年骤然超200亿元(233.49亿元)，1962年降至122.11亿元后逐步回升，1968年(220.29亿元)、1969年(220.59亿元)基本恢复至1959年的水平，1970年(364.75亿元)则已超越以往水平，即使1971-1973年偏旱，产值也介于350亿元-410亿元之间，此后更是逐年增加，至1985年超1000亿元⑩。

　　工业产值的攀升、城市的发展均需要大量的水资源。城市中水的供需情况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5年，其中1957年之前用水较少，此时供大于需；1957年之后工业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城市人口增加，在引用地表水的同时增加了对地下水的开采，开发量接近自然补给量，供需基本保持平衡(11)。第二阶段1966-1990年，其中1979年之前属于缺水期，期间新建、扩建了若干耗水量较大的工业，城市人口继续增加，供水已较为紧张，用水发生矛盾时优先工业、城市；1979年之后恰逢干旱年份，水的需求量继续增加，属于严重缺水期。80年代初期，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停止向天津供水，天津不得不引黄河水救急(12)。

　　相对而言，北京、河北具有用水优势，位于最下游的天津则相对被动。它可利用的水量与其工业发展的程度并不匹配。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的冶金、机电、化工、纺织、轻工业等迅速发展，1959年其“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十二倍多”，其中“钢的产量在十年里增加了七十一倍”(13)，是“一个功能齐全，仅次于北京、上海的全国第三大城市”(14)。然而，其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稀少。据统计(见表2)，天津市的地表水资源量仅为10.83亿立方米、地下水仅为5.76亿立方米，分别是北京水量的42.9%、22%，是河北水量的6.7%、4.1%(15)。天津位于滨海平原，几乎没有浅层地下水可利用，工农业生产用水和四百万人民的生活用水主要靠河道基流及上游水库供给，北系有密云水库(水电部管理)，西系有岗南、黄壁庄水库(河北省管理)，历年用水高峰时北系、西系同时来水，前者占2/5，后者占3/5，主要依靠后者(16)。

　　

　　1965年前水量供需矛盾尚不突出，“从1965年干旱年起，天津市水资源明显减少，开始出现供水紧张”(17)；海河(18)水位呈降低趋势，天津“几乎每年春夏之交都闹水荒”(19)。1965年以前即使用水高峰期水位也从未低于1.5米(20)，1965年后逐年下降，1969年竟然低至0.7米，工厂和企业引水或发电遇到极大困难，自来水厂一度降低水压，航运一度不能正常运行。1972年遭遇的旱灾“不是一般的缺水，而是十分紧张”(21)。毕竟密云水库首先要确保北京(22)，岳城、岗南等水库则为河北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