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当美国人韩丁来到山西潞城的张庄时，戚云是他的翻译。韩丁对这位出生于沿海大城市、大学毕业的中共女干部印象深刻：“戚云那和蔼的圆脸庞上，每一个细小的部分都不怎么漂亮，可是综合在一起，就显出了女性的魅力。她对衣着和发式并不讲究。每天早晨，她总是把柔美的长发卷起来塞到软沿帽底下，只有几绺刘海还露在外边，使自己严肃的面容上稍带一点妩媚。”最打动韩丁的不是戚云的长相，而是她在乡村艰困环境下的从容：“我常常想，象戚云这样一个女人，在城市里度过一段比较优越舒适的童年生活之后，到贫瘠的华北农村来过这种艰苦的革命干部生活，一定会感到难以忍受。可是她对寒冷、疲劳、虱子、跳蚤、粗糙的食物和坚硬的木板床似乎都毫不介意。”①韩丁进而观察到：“知识分子的干劲远远要比地方干部高得多……他们怀着满腔热忱，急不可待地深入到农村里的事务中去，对他们同胞的生活不断有新的认识，跟那些在学术生活中决不会接触到的人们建立崭新的、有意思的友谊，并且把随之而来的艰苦生活看做是一种历险，看做是为将来的革命工作而锻炼自己。”②知识人习于营造氛围，让观察者浸润于他们刻意展现的世界中而不自知，因此韩丁的观察难免被设定，但他对知识人在中共革命中全心投入的描述，确实是那个时代引人注目的现象。以此，无论是韩丁还是后来的论史者都难免会发出一个追问，这些当年家境远在普通人之上的知识人，为什么会成为倾向共产党人的左派？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定有多种途径，答案也一定多种多样，心灵的转变隐秘微妙，勿论旁观者，就是当事者自己也未必能清楚把捉。试图进入当年当事者的内心世界，通过公开发表物进行探索是一种途径，这更适合于大的观念史的书写③；另一种可能则是通过日记、书信等私人材料，经由他们自己的述说，设法打开一扇窥探的窗口。日记能说多少，会说多少，是否说非所想，这些当然都大可怀疑，不圆满本就是这个世界的底色，学术研究自然也是如此。在困难和局限中尽力而为，是生活也是研究的不二法门。 一、墙里墙外 《让庐日记》的作者杨静远当年是武汉大学学生，抗战后期杨静远的思想开始左转。④1949年后，她一度被打成右派，改革开放后成为翻译家。晚年，杨静远整理出版了自己的日记。虽然日记删去不少内容，仍然不失为了解那个时代青年人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借镜。从日记中可以看到杨静远左转时心灵的激荡，提供了就近观察那一代青年人左转过程的第一手材料。 杨静远的父母杨端六、袁昌英都是武汉大学的知名教授，均有留学欧洲的经历。作为家中的独女，成长在这样的家庭中，又受到那个时代完整的教育，杨静远基本接受了当时时代的主流观念，即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兴起的开放、包容、尊重个人自由的思想传统。这一点，在杨静远的一则日记中颇有体现： 上纪念周听杨东莼讲“谈生活”。听的人真多，许多人没位子坐，站在旁边。他讲得很短，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论点，不过很动听，穿插一些逗笑的句子，叫人不得不笑。听完和张韵芳、刘琅一同下来，张说他好像没讲出什么来，可是实际上是讲出来了。我补充道：“他不下定义。”她说是的。我笑着说：“下定义是不容易的，很危险。”张大笑道：“对的，危险，这两个字用得好极了。”⑤ 杨东莼是左派学者，他的讲演应该会有倾向性⑥，但在杨静远看来，他的优点却在于“不下定义”。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杨东莼是不是下定义，而是杨静远把下定义视为危险，并得到同学的高度认同。所谓不下定义，就是对事物保持开放、包容、自由的态度，所谓下定义危险，就是警惕用下定义封闭认知和选择的多元性。左转之前，杨静远的日记很少直接谈观念、谈政治，但是日常生活中的表态，却也能体现观念的自然而然的浸润。所以，杨静远把杨东莼和父亲杨端六观念上的差异解释为社会科学和文学的分野，前者是“社会性的”“制度性的”，后者则是“个人性的、本能性的”。⑦杨静远显然坚持的是后者。 不过，用开放的态度解释一个实际具有倾向性的左派学者，本身又显示了杨静远观念的暧昧和含混。20世纪上半叶，在席卷世界的左倾大潮中，中国知识界也不例外，左倾观念盛行。中国青年党的李璜和左翼思想分道而行，他发现到处都可以看到左翼的书籍：“除非你不买新书看便罢，如果你去买，十本总会碰着六七本的。……你看久了，眼睛便会花了，真觉得时代的巨轮在那里转，你便也上了转轮；虽然自己并非工农，总得自命为无产阶级，觉得才合革命潮流。”⑧在这样具有笼罩性的思想潮流下，个体的观念常常会被不由自主地规定。杨静远有自由传统的思想底色，但又不可避免受到左倾观念的影响。起码在1943年左右，她还不想在这中间做出抉择，以此，用自己的思想底色消融强大的流行观念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然而，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已经不能不面对两者的内在冲突，思想底色在流行观念面前，并不一定具有更强的抵抗力。 当然，如果没有特殊的刺激，杨静远这样的兼容并包可能还会持续更长时间。一直到1944年初，杨静远和左派还是保持距离。她的日记记录了和同学考昭绪的对话，“我们谈到当前党派问题，我毫无忌讳地说自己的意见：左右各有缺点，现在一派也不加入，等到以后自己见识深了，看得清楚，再做打算。他承认他曾经差点儿走到左的路上，后来看出左派也有缺点：太重群体，抹杀个体”⑨。此时，杨静远对考昭绪的这个断语仍有同感。个体的凸显，是新文化以来中国新观念不断蕴蓄的重要价值，不是那么容易被消解的。不过，这一时期，内心的波动和挣扎已经开始显现，杨静远跟朋友交流后体会到：“我常自觉有两个‘我’在心里斗争，一个求骚动的‘大我’，一个求安乐的‘小我’，将来不知谁战胜谁。现在‘小我’常掩住‘大我’。”杨静远自己解释：“这里‘大我’是指工作、事业、责任等，是硬性的；‘小我’是爱情、艺术、罗曼蒂克精神的俘虏等，是软性的。”⑩杨静远说的“大我”和中共说的集体不完全一样，但当她将更大范围的目标、责任，与个体的爱情、艺术精神相对应时，已经在崇奉个体的观念里打开了一道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