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联盟(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中国是国联创始会员国，并曾一度在国联行政院占有一席之位。中国学界对于国联已有关注，但大多集中于民国北京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很少有研究关注党对于国联的认识。①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提倡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过程中是如何认识和评价国联的，迄今为止，相关成果并不多见。厘清该问题，有助于全方位理解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联的评价有一个从批评为主到客观认可的过程。党对于国联的认识有一个基本的评判标准，即将其定位于国联盟约所规定的维护和平的宗旨之上，正是由于有此定位，党对于国联的缺点一直有清楚的认识。本文在系统梳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基础上，基于《解放》周刊、《群众》周刊等刊物的宣传报道，尝试分析中国共产党抗战外宣政策的演变，并将党对国联认识的转变寓入线索之内。 一、九一八事变后从批评国联到鼓励国联积极抗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初采取诉诸国联的政策，希望借助现有国际组织阻止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会议，决定“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②接到中国的上诉后，9月30日，国联通过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一次决议。决议称已经收到中日两国对于事变的声明，其中日本声明“对于满洲并无领土野心”，在日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切实保障下将撤退至铁路区域内；中国代表声明，在日本军队撤退后，中国行政重新建立之日起，将担负铁路区域之外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国联已经“阅悉”中日两国的声明。③判断此时国联对于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需要从法理上明确的是：9月30日决议只是一份事态陈述，该陈述对中日两国已做的声明进行了转述，但未对日本形成强制力，事实上不属于一份要求日本撤军的法律文书。 在国民政府信赖国联、并通过外交途径多方交涉时，中国共产党则从反帝反封建的角度指出，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希望国际联盟帮助中国制裁日本，“无异与虎谋皮”。④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中共对英法主导的国联并不抱希望，在尚未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情形下，并未将国联与英、美等国家进行区分。出于反帝的革命宗旨，中共对于国联的评价也比较负面。193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革命民众书》，对于国联所出台的关于九一八事变决议，认为其目的在于利用日本侵占东北以便干涉中国革命，另外一个企图在于用新的战争和封锁去消灭苏联。中央这些激烈的言辞是有所本的，而且从事实上指出，国联屡次的集会和撤兵决议已经证明是无效的，“要求得中国民族的真正独立与工农劳苦民众的彻底解放，就必须立刻自动组织并武装起来”。⑤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中央苏区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围剿”。在如此恶劣的国内政治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在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基础上，对于国联的认识，对于国民党的认识，存在一定的阶段性特征。随着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对于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都将发生变化。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通过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最终报告书，决议如下：满洲主权属于中国；在适当时期内，建立一个隶属于中国主权之下并与中国行政不相违背的组织；由中国政府以宣言方式确定中央政府与此地方组织之间的权限。大会建议，鉴于承认伪满及东北的现状与国际义务基本原则及远东和平不相符合，“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各该国均将继续不承认该项制度”，意即不承认伪满及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⑥国联此种处理办法固然是对日本单方改变东北现状的否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于制裁日本侵略而言，并未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而其成立一个中国主权之下的国际共管机构的提议，事实上进一步践踏了中国的主权，伤害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处于列强共管之下的中国民众的感情。 日本拒绝接受国联决议，宣布退出国联，进而进攻长城沿线，继续扩大侵略。在此情形下，中共中央指出，国联的决定事实上是在“准备战争与缓和帝国主义内部对立的工具”“只不过给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以自由的处理”。中共中央也指出，因日本单方改变远东秩序，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立在日益扩大，为了取得“国际共管”的优势，英美法意驻华代表都在要求本国政府增派军队来华。⑦中共中央对于日本侵华的判断以及对于国联决议效果的评价是准确的。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对于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尽可能争取外援都有了新的认识。共产国际七大提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在具体的反帝纲领基础上，“同民族革命组织和民族改良组织采取共同的行动”。⑧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巴黎《救国报》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联合一切反帝的民众作为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的民族和国家反对日本侵略，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标志着党的外宣政策及对国联的认识开始发生初步变化。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前往西安督战的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自主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的外宣政策、对于国联的认识、对于英法美的认识，开始转向以争取援助中国抗日为主要目标。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立刻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提议立刻与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其援助的条件是“不丧失领土主权”。此时，针对日本法西斯的全面侵华战争，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争取外援上已经有了明确原则：“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⑨立足自身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这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的抗日外交方针，外宣工作也是围绕此方针而进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亦为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东方战线的建立指明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