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在中国近代史、20世纪中国史、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史上留下了可圈可点的篇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抗战史研究迅速发展；进入21世纪后，它更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成果可观、成就斐然的专门史研究领域。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我们回望历史，对于中国抗战史研究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向，理当有更深入的思考。① 一、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和20世纪中国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二战史和20世纪世界史的一部分。因此，回望和研究中国抗战，须置于中国史和世界史结合的语境之下。二战的时间之长，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在20世纪世界战争史上无出其右；中国抗战亦然，在中国近代史和20世纪中国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因此，观察中国抗战，从军事到政治，从经济到社会，从思想到心理，也有许许多多的面相，而宏观维度的观察视野尤为重要。 二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就是由不同观察视野得出的对战争的不同定义。“二战”以数字为标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相对应，反映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世界经历了两次全球性战争的客观事实。但是，这个名称不能反映“二战”的性质。二战的本质是以抵抗侵略扩张、捍卫公道正义的反法西斯同盟国阵营为一方，以肆意侵略扩张、践踏文明底线的法西斯轴心国阵营为另一方，双方进行激烈的生死对抗的战争。所以，对于这场战争的一般性表述可以是“二战”，而更为精当的纪念性表述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后人纪念的是明确归属于正义一方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不仅仅是以数字为标识的“二战”的结束。可见，不同的观察视野会形成不同的战争定义，进而导致不同的历史书写方式。例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强调的是其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性质；而“太平洋战争”以其地域概念，模糊了战争的真实性质；至于“大东亚战争”乃至“大东亚圣战”，是当年日本侵略者对外鼓吹所谓战争“合理性”的扭曲表述。因此，观察视野的确立，在历史研究尤其是牵涉多国历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当我们作为后来者回望历史，研究作为反法西斯战争史、二战史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战史时，首先需要确立全球视野。 二战发端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一战期间，日本出兵中国山东并咄咄逼人地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意图独占中国。一战结束后，由主要战胜国纵横捭阖形成的新国际秩序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使日本既是受益者——扩大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及影响，也受到一定约束——还不能独占中国。日本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美之间既有协调，矛盾也在逐渐上升。实际上，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列强之间通过各种利益勾连，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如1917年的日美“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但是，作为新兴和后发的殖民—帝国主义国家，日本表现得比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国家更为冲动和贪婪，尤其是一直轻视甚至蔑视近邻中国，一直企图让中国成为其独占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日本不能容忍北伐战争前后中国出现的统一趋向，产生了担忧中国不会依附于其下的所谓“紧迫感”，其对华政策也日渐激进，转向更加主动的大陆侵略政策，所以才有1928年再次出兵山东，造成“济南惨案”，其后又在东北制造“皇姑屯事件”。这一系列动作的目的都在阻挠中国的统一，这些都是后来九一八事变的预演。其后，日本军部的影响力日趋增大，九一八事变正处在日本这种内外政策变化的时间延长线上，绝非偶发或单一事件。 在全球视野下，中国发生的事不仅关乎中国，也事关世界。一战开始后的中日关系不仅影响东亚国际关系，也影响到世界性的国际秩序，影响到国际关系的演变。为什么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拉开了二战的序幕？因为日军的入侵，不仅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而且是对当时既有国际秩序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挑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基本放弃了对英美的“协调外交”，转而采取“自主外交”并退出国际联盟。日本认为这样做有利于突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有利于对中国的扩张并独占中国。1936年日本政府提出：“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海军军备应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为目标。”②这更明确表明，日本已不打算再受当时既存国际秩序体系的约束，而是意图以其“新秩序”取代“旧秩序”，甚而为此甘冒两线作战的风险。 尽管日本意图打破的这个国际秩序体系由当时的西方大国主导，主要还是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利益，未必那么公道正义，③但任何既存国际秩序体系的被打破，必然意味着新体系的酝酿和形成，不能不引起既存国际秩序体系与国际关系的变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军国主义日本和纳粹德国的法西斯阵营企图强加给世界的“新体系”和“新秩序”，④是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权乃至反人类的，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动荡、痛苦和灾难，世界也因此而进入反法西斯力量与法西斯的生死较量。因此，在这样的全球视野下观察中国抗战，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便得以凸显。中国的抵抗意味着中国最早意识到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危害，意味着中国最早开始阻止法西斯侵略扩张的步伐，意味着中国最早发出法西斯侵略扩张将波及世界的警示。因此，中国自1931年开始坚持了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抵抗日本的侵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领了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潮流。 与一战不同，二战的爆发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经历了从局部战争逐渐发展为全球性战争的过程。其中，中国既是法西斯侵略的最早受害国，也是打响反法西斯侵略枪声的最早抵抗国。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是为了吞并中国，奴役中国人民，也是法西斯全球性侵略扩张的前奏，其企图建立的是法西斯统治下的世界秩序，目的是奴役世界人民。还在局部抗战阶段，毛泽东便已洞察：“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当时的美国，虽然不满日本扩张影响到自身利益，故在九一八事变后由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提出“不承认主义”，以示对日本扩张的消极抵制。但是，因为传统的孤立主义立场和现实利益考量，“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对援助中国抵抗日本持消极态度。中国的持续抵抗，不断警示了日本侵略扩张的危害，揭示出“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美国“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⑤正是在这样的多方矛盾和博弈过程中，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等认识，才能逐渐被英美所接受。⑥当世界性的大战最终全面爆发之际，中国战场成为二战的东方主战场才是顺理成章、符合历史演进逻辑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