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是儒家学派形成的关键，对儒学和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但诗教是如何形成的？诗教的方式是什么样的？诗教的理论自觉是怎样的？由于文献有限，且内容相互抵牾，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近年来，随着学术观念方法的转变，以及包括《孔子诗论》《周公之琴舞》在内的简帛文献的面世，人们对先秦文化、先秦文献、儒家诗教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笔者亦曾尝试从多个角度考察先秦时期诗用形态、用诗观念，积累了一些看法，并认为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可以对诗教问题做一个大致的梳理，给出一个基本符合文化逻辑的阐释。 一、孔子开启了独立诗教 《尚书·尧典》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①在这个记载中，诗、歌、声、律是一个整体，可统称为乐，而乐是礼仪的一部分，所以，作为乐官的夔，实际以乐为教，以礼仪为教②。上古时期，朝廷、家族要举行多种形态的祭祀礼仪，一些重要的政治、社会活动也假借礼仪而施行。掌握礼仪知识，是各等级“胄子”参与仪式或政治活动所必须的，所以有面向“胄子”的礼乐之教。而《礼记·王制》所谓乐正“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③，这是按后世文献教学的逻辑来理解上古礼乐之教，在先秦各类文献中看不到任何实在的证据。 春秋晚期，一方面是礼崩乐坏，巫史星散，不闻朝廷有礼乐之教④；另一方面，新老贵族交替，家族礼乐人才短缺，有求学之需求。《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孟僖子临死前嘱咐其大夫曰：“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⑤孟氏为鲁国三桓之一，孟僖子执家族之政，嘱咐儿子向孔子学习礼仪，说明大贵族家族的礼仪人才已经难以为继了。这是孔子创立私学的时代背景。孔子培养弟子，最为直接的目的是充任贵族家宰，为贵族及其家族提供礼仪服务。《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⑥，《孔丛子·杂训》云“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⑦，这一表述与《礼记》乐正之教相同，说明孔子的教学活动是对西周礼乐之教传统的继承，本质上是一种职事教育。 与乐大师不同的是，孔子特别重视“诗”教。《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云“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⑧，这与春秋时期赋诗、引诗的风气有关。赋诗言志是春秋时期一种常见的外交手段，诸侯或大夫在享宴礼中通过赋诗来表达诉求，是一种政治能力，所以《汉志》云“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⑨。相对于程式化的仪式用诗，赋诗可以自由选择诗篇，表达现实意愿，是一种雅致而有仪式感的政治行为，它使得“诗”从宗教仪式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话语资源。引诗是指大夫士人通过征引诗句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使得自己的“立言”“信而有征”。孔子之所以特别重视诗教，就是因为当时政在大夫，家宰往往要辅助贵族或者直接参与诸侯国之间的交往，有赋诗或引诗的需求，“不学《诗》”则“无以言”⑩。 赋诗和引诗的目的在于表达自己的意图或观点，所言之“志”皆为用诗者之“志”，“诗”只是起着佐证的作用，但赋诗或引诗在某些时刻会有阐释的需求。《左传·昭公元年》载，郑国大夫穆叔为晋国大夫赵孟赋《采蘩》，并说：“小国为蘩，大国省穑而用之，其何实非命？”(11)这就是对《采蘩》首章“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12)的解释。当然，这样的阐释有即时即事的意味，目的在于明确自己赋诗的用意，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文本阐释。在引诗活动中，有了较为完整的诗文本解释。《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成鱄曰： 《诗》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国，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无悔，故袭天禄，子孙赖之。(13)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诗阐释，是后世训诂的滥觞。诗阐释在春秋时期还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并且与特定的场景相关，但是，自由征引使得诗完全脱离仪式的束缚，成为一种世俗经典，使得阐释有了必要和可能。 独立的诗教，是以独立的诗用为前提的，没有春秋赋诗、引诗活动，也就不会有孔子的世俗诗教。也就是说，在春秋诗用背景下，孔子教诗既要教“诗”的礼仪用法，也要教“诗”的义理，后者又被称为“说诗”。在“说诗”活动中，“诗”脱离了仪式和场景，成为独立存在的教学对象，其文本意义凸显出来。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4)、“《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5)等，是就“诗”的思想内涵和情感倾向而言的，将“诗”当作观念和价值的源头，赋予“诗”以思想经典的地位。孔子以“说诗”代替君子“立言”，使得经典阐释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方式。只有在孔子的教学活动中，才出现了《汉志》所谓“游文于六经之中”而“留意于仁义之际”(16)，诗教始从礼乐之教中剥离出来，由职事教育一变而为人格教育、社会教育。 二、孔子因诗教而“删诗” 孔子以“诗”教礼仪，也以“诗”教义理，两者在形式上最明显的区别是用不用乐。诗在礼仪活动中是配乐歌唱的，而在立言征引、诗教说诗中，则是诵读的。 “诗”本用于礼仪，诗乐舞三位一体，体现在文本上的特征，就是有“始”有“乱”。《论语·泰伯》载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17)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刘台拱《论语骈枝》云：“始者，乐之始；乱者，乐之终。《乐记》曰：‘始奏以文，复乱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皆以始乱对举，其义可见。……始于升歌，终于合乐。是故升歌谓之始，合乐谓之乱。”(18)这是从乐奏的角度来解释“始”和“乱”的。孔颖达注《礼记·乐记》“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云：“乱，治也。复谓舞曲终，舞者复其行位而整治，象武王伐纣既毕，整饬师旅而还归也。”(19)这是从舞蹈行列的变化来说“始”与“乱”的。“诗”用于礼仪，需要标记“始”和“乱”，才能确切知道它在礼仪中是如何呈现的，所以有“师挚之始，《关雎》之乱”之说。但今传《诗经》中的《关雎》，并不见有“始”和“乱”的标识。此外，《礼记·乐记》称“《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20)，《国语·鲁语下》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21)，今传《诗经·周颂·武》及《诗经·商颂·那》，皆不标记“乱”字。可以断定，以上所提到的“诗”并非今传《诗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