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明清档案、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在当时被称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与孔子壁中书、汲冢书并称为“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①明代档案存世数量有限，而清代档案的保存则“尚称完整”②，据调查统计，已知存世的有两千万件。③这些“清代二百余年之公家文书”④，包括内阁档案、军机处档案、宫中档案、内务府档案、各部院档案以及地方部门、私人档案等，主要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机构，“这批档案，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巨大，反映清代社会生活之全面，是任何其它历史时期的历史资料所无法比拟的”⑤。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清代档案的整理和刊布，在探索中拉开帷幕；改革开放以后，在几代学人的努力下，清代档案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和利用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 但相较于清史研究一直以来对档案利用的重视，“把它放在研究历史的最高地位”⑥，清代文学研究在近四十多年虽然已经从长期被冷落、边缘化发展为古代文学研究最具活力和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⑦，但对清代档案文献的关注和利用明显还不够充分。“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⑧，新的研究问题往往与系统而完整的文献互为表里，文献整理既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趋势的风向标，既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的需求情况，又推动该领域学术研究的逐步深入，21世纪的清代文学研究能够“走出冷落”，即得益于一大批大中型丛书的陆续编纂和影印出版所提供的坚实文献基础。⑨具体于清代档案，近年来随着儒林传、文苑传及部分大臣传稿档案的整理出版和数字化，档案之于清代文学研究的价值也开始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但客观来看，不管是从其文献数量、文本内容，还是其所体现的文学史价值，清代档案目前仍然是清代文学研究关注度较低且亟待开发的文献宝库。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档案利用的角度略作梳理，以请教于方家。 一 从清末迄今，清代档案历经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等多次时局变迁和战乱破坏，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存世至今的仍然可观。这些数量浩繁的清代档案，涉及了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而与清代文学研究直接相关的则是国史馆和清史馆档案。国史馆是清代负责纂修国史的专门机构，设立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最初为撰修清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史而设，其间史成则馆撤，至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为纂修国史列传，重开国史馆，自此遂为常设机构。辛亥革命以后，国史馆改称清史馆，并接收了国史馆的档案。1927年《清史稿》修成后，清史馆撤销，国史馆和清史馆档案于1928年移交故宫博物院文献馆。⑩目前这部分档案主要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概述》《“国立故宫博物院”清代文献档案总目》提供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国史馆档案42418件涉及五千余人(1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国史馆及清史馆所修各种列传稿本一万八千余册(12)。其中与清代文学相关的档案主要涉及了国史馆、清史馆的儒林、文苑传档案。(13)那么，这些儒林、文苑传档案是如何形成的？曾负责纂修两传的缪荃孙在《国史儒林文苑两传始末》中对嘉庆至光绪年间的情况有过介绍，后来任清史馆总纂的夏孙桐也有详细的记载： 艺风所记《儒林》《文苑》两传，第一次阮文达之稿，有《儒林》而无《文苑》，第二次戴文端所进呈，两传始备。第三次道光甲辰另行删并，即坊间所刻之本；第四次光绪中艺风所撰，未及进呈；第五次光绪癸卯国史馆据艺风稿重添，欲进呈而未果。及清史馆开，两传仍归艺风经手，即所自撰旧稿增删，改名《儒学》《文学》，此第六次也。又经马通伯复辑，大致与缪稿无大异，略有增入之人，仍名《儒林》《文苑》，此第七次也。马稿又经柯凤孙复阅，仅改作序文，其中无甚变动，而其稿失去儒林一册，至付印时仓猝又取缪稿，但改用阮文达原序，传中亦稍更动，此第八次也。(14) 夏孙桐为缪荃孙至戚，在清史馆期间曾分纂嘉、道、咸、同四朝列传及《循吏》《艺术》二汇传，到后期又总阅嘉、道以后诸列传，朱师辙曾说“《清史稿》惟闰丈经手最多而亦最出力”(15)，故其对于儒林、文苑两传编纂情形的记载是具有较高可信度的。从夏孙桐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儒林传》经过八次编纂、《文苑传》经过七次编纂，其中《儒林传》始创于阮元(16)，《文苑传》最初则由陈用光、潘锡恩、陈沆纂辑(17)，道光二十四年(1844)两传又经方俊、蔡宗茂进行了删并(18)，光绪六年(1880)缪荃孙、谭宗浚等人又续修两传，二十九年(1903)又进行了第二次续修。至民国年间修《清史》，缪荃孙重任其事，以儒学、文学为名纂辑两传，又先后经过马其昶、柯劭忞的纂辑修改，最终形成了《清史稿》之《儒林传》《文苑传》。(19)而以上这些历次纂修的稿本，最终也形成了当下所能见到的多种儒林、文苑传档案。 然而，迄今在清代文学研究中，对这些档案的关注和利用仍然有限，为人熟知的主要是《清史稿》的相关汇传，并将之作为考察生平的资料来利用，认为：“自清代以来，有不少研究清代作家、文集史料的成果，为我们研究清代作家的生平与相关文献提供了借鉴。《清史稿》有‘文苑传’三卷，清代著名的诗人作家大致收入(另有些入‘儒林’等传)但总体上记载过于简略，更无文学方面的研究。”(20)这种看法如果仅就《清史稿》的单一文本而言，确实无可厚非，但若进入到清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结合不同时期清廷纂修儒林、文苑传所形成的档案来看时，又使其呈现了清廷对不同时期本朝文学的态度和取向，成为具有官方色彩的文学史。尤其是有清一代的统治者，在万机余暇，无不雅好文艺，他们以极高的热情和兴趣直接参与文学批评活动，并将他们的文学趣味通过御制诗文集、钦定总集及序跋乃至诏谕、言谈，自上而下进行播散，对清代文学风气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21)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清代文学的发展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