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发展具有时间过程性，这一过程是线性动态的。线性显示时间上的连续状态，体现出发展的方向及前后承延特征；动态则呈现势能的消长显隐，涵括演变中的对立融通、循环积累关系。以“线性动态”言之，先秦至元代文学无疑是明清文学发展的能量集聚和场景预演。明清诗文与中国历代文学同样具有显在的线性文学遗产性质，但其发展特点相较于“预演”，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源于文学话语主体间错综的紧张关系。当然，有互歧对蹠即有互动相激和综合调适，能够产生发展的内生动力，在高度集成历代文学经验的基础上，此一时期形成一个自为性增强、化合度提高、知识量放大、器用性彰显、觉世性突出的诗文世界。至今明清诗文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基本成型，但是与前代各体文学研究相比仍显“年轻”，这似为不足，实为重要优势。随着越来越多的明清文学史料面世，这个“年轻”的学术领域正以“文学经验世界”与“有待垦拓土地”的双重面貌吸引着研究者，呼唤着探索者，更重要的是要求人们面对复杂性进行逻辑自洽的一元与多样、一般与特殊、应然与实然的辩证统一分析。 一、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与研究历程 文学与历史虽是两个学科，但文学发展叙事的史论建构与历史存在密切的关系，这是毋庸讳言的。除“先秦”是将夏商周三代和列国统称外，中国古代历史阶段划分往往两两并称，如“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唐宋”“宋元”“明清”①，这对文学史的历史分期有一定影响。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历史学者提出“帝国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概念，其中罗友枝、黎安友等《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反映了史学“文化转向”对明清社会研究的深刻影响；艾尔曼有《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二书，前者所论时间为明清，后者为元明清，明清是基本时间域。西方学者虽然也有以“帝国晚期”专论清代历史文化的，但大致来说，明清(含近代)“在时间上约略等同于英文文献所说的Late Imperial China(帝国晚期)”②。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将“明清”合为“晚期”并非西学的创意，孟森、李洵、傅衣凌、何炳棣等前辈历史学者的研究理路即如此，并影响到当下学者。历史学家对明清史合论的内在学理适用于明清文学史的构绘，明清文学研究者的同一律思路具有合理性。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在明清文学史中占主体的文体是小说、戏曲和其他通俗文学体类，诗文一直处于边缘化乃至被遗忘的状态。今天在学界已被作为既有概念接受、事实上也已得到关注的明清诗文研究，经过了一个从严重边缘化到去边缘化再到面向前沿的长期过程。作为一个话语体系、学科方向、学术范畴，“明清诗文”概念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一些学者已经对明清诗文研究历程从学术史角度做过系统的回顾③，笔者在此仍然使用遮蔽期、初兴期、渐盛期的分期方式略加概述，除相同者乃不得不同外，力求从现象向形上层面做一些探索。 一是遮蔽期。明清诗文长期处于一种“被遮蔽”的“遗忘存在”，如果以林传甲、黄人分别撰述的两部《中国文学史》的面世为起点来看，一个多世纪中一半以上时间，明清诗文研究都很冷寂。在林氏之著中，明清诗文几乎见不到“家数”；在黄氏之著中，明清诗文家及其作品尚属可观，但与前代相比仍像一种陪衬以及“暧昧”的续貂④。钱基博《明代文学》(1933)一书欲为朱明一代文学张本，极称“中国文学之有明，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⑤，但全书对“文”之作者仅主论二十四家，“诗”(含词)作者只有十七家而已。张宗祥《清代文学》(1930)颇有思想内涵，但全书仅三万余字，自难树弘帜。20世纪30年代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将(狭义的)诗歌历史断然截止于唐末，是当时学界矫激观点的突出反映，几乎左右了那一代人的评论倾向。以专题论文来说，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报刊关于小说四大名著的讨论热度远超明清诗文；以专著来说，《红楼梦》一书的研究便以倍量远超明清诗文论著。几十年后我们回视那段相当长时间的学界情景，似乎难以置信，但极度偏倚化却是事实。 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不能不追溯到焦循、王国维等人提出的“文学代胜”观念及其深远影响。“文学代胜”说强调不同时代文学体裁的兴衰更替，注重文体嬗变与历史语境的内在关联，这一理论确实具有其客观依据。然而后世学者往往据此形成树此偃彼的排他性判断，其中缘由颇为复杂。既有学术认知的局限，更隐含着中国文人传统中挥之不去的崇古情结的潜在影响。明末清初叶燮曾提出：“诗道一代不如一代，一辈不如一辈，时势使然也。犹今之筵宴，烹饪虽工，终不似太羹玄酒。”又称：“诗道关乎世道，上古之诗，虽妇人牧竖矢口而出者，皆千古不磨之作。不似今人弄起五字或七字，粘上一个韵脚，东咿西唔，其徒互相评骘曰‘诗社’，交口标榜曰‘同学’，足高气扬，居然一诗人。嗟乎！风雅綦重，岂容如是耶？”⑥前者基于贵古贱今的传统意识，后者则惩于现实之弊。由于叶燮自身影响甚巨，加之门生众多，其观点接受程度颇深。尽管之后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变化，甚至有赵翼提出“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⑦之说，但在强大的崇古观念笼罩中回声寥落。 文学史是建构性的，对典型与事证的叙述有着显著的选择倾向。在这一倾向下，一定程度上体现进化、发展意识的“文学代胜”论，成为选择的依据和建构的基础。这种选择的惯性其实就是将文学传统中被认为重要的典籍视为经典，以之作为文化价值的体现，如此先唐散文和唐宋诗(词)文自然进入了经典范围，其文体的品位、等级在不断讨论中被加强和固化。需要注意的是，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曾出现了两次明清文献整理的高潮，前者以钱谦益、陈子龙、朱彝尊等贡献最大，后者以徐世昌、沈粹芬、黄人等倾力最多，但所成皆属诗文总集，其意旨并不在于对明清诗文的阐扬。而当梁启超再次基于文学进化观强调小说类俗文学的意义，恰与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⑧的论断桴鼓相应，在文学史叙述中影响甚大，这使得明清诗文的“文体等级”一降再降，与“文学中心”位置相去甚远，其在研究领域被冷落就成为自然结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