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诗是指士子立足自身史书阅读实践而形成的一类诗歌，在宋前时期便已产生。宋代时期，统治者极为重视历史资源的整理与利用，力倡读史。与前代相比，史书阅读已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生活常态。在此情况下，士子在阅读史书过程所创作的读史诗也因之繁盛。目前，学界对此类诗歌的研究比较薄弱，相关成果主要有陶敏《敦煌写本〈读史编年诗〉的内容与作者》①、赵望秦《赵嘏〈读史编年诗〉论》②等，侧重辨析敦煌写本《读史编年诗》的内容、作者及其训蒙性质问题。此外，由于不少咏史诗为士人读史后的产物，故而一些咏史诗研究成果也会涉及“读史”之作。③但总体上，学界尚未能从诗歌体类角度开展读史诗的研究，并挖掘其与史书阅读的关系。为此，本文拟基于一种阅读学视域与诗歌体类意识，探讨宋代史书阅读观与读史诗的关系，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主要有：宋代的史书阅读之风为何形成？在阅读已成为宋代重要生活常态的情况下，士子围绕史书阅读目的、方法、原则等形成了怎样的观念认识？这些阅读观对读史诗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宋代史书阅读风气的形成与读史诗创作的繁盛 宋朝建立后，统治者着手破解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篡乱、武将跋扈难制的政治难题，为此开启崇文抑武、以文化成天下的国策，此即太宗所谓“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④立足这种文治策略，统治者认为书籍与国家治道紧密联系，极力推崇书籍在政治建设中的作用。乾德四年(966)，太祖提出了“宰相须用读书人”⑤的基本政策，该政策既反映了宋初选任文官化倾向，更体现了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上向经史资源寻求治道智慧的意识。其后，雍熙元年(984)，太宗提出：“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⑥淳化二年(991)，他与臣下交谈时云：“朕年长，他无所爱，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⑦咸平五年(1002)，真宗对邢昺云：“勤学有益，最胜它事，且深资政理，无如经书。朕听政之暇，惟文史是乐。”⑧由此可见，太宗、真宗进一步继承太祖开创的文治国策，把书籍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充分认可书籍所具有的取法作用，表现出鲜明的“以书为政”的政治意识。 宋初统治者对书籍的重视与以书为政的实践是前代不可比拟的，多被后继者视为祖宗圣训、家法。江少虞《事实类苑》前5卷为“祖宗圣训”，所载“圣训”就包括上引史料。许月卿在《百官箴·经筵箴》认为，“三代而下，治不如前”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学与政，判而为二”，即书籍研读与为政各为一事；到了宋代，统治者“声色是远，经史是亲。谁不读经？帝感措刑。谁不读史？帝念民冤。以学为政，夐掩前闻。家法如此，列圣罔衍。进进不已，三代何远”。⑨许氏所提出的“以学为政”与“以书为政”同义，深度概括了宋代独特“家法”。这种家法自然决定了宋代对经史阅读有根本性的政治诉求。 宋代统治者为贯彻以书为政的文治策略，积极倡导对经史文献的阅读。太祖不仅本人“好读书，每遣使取书史馆”，⑩而且对臣下也尽力劝谕，他曾对近臣云：“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11)其后的太宗、真宗也热衷读书。太宗与宰臣交谈时云：“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以为鉴戒。”(12)真宗曾云：“朕听政之外，未尝虚度时日，探测编简，素所耽玩。”(13)在皇权主义时代，皇帝是国家政治文化行为的化身，其举动与意旨都是一种文化风向标，具有垂法与示范天下的意义。宋初统治者对经史阅读的践行与倡导，对当时宋人以阅读为事有重要影响。据《玉壶清话》卷8，名将党进原本不识一字，受太祖“尽令读书”文化观念的影响，也注重表现自己的读书爱好。他曾对人说：“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0载：“乙未，赐殿前都指挥使高琼板本经史，从所乞也。上崇尚文儒，留心学术，故武毅之臣无不自化。”(15)可见，在统治者积极倡导读书的文化环境下，纵使是武臣也颇受熏染，以之为事。 在宋前钞本时代，书籍多不易得，凡庶之士难有书读。到了宋代，伴随着雕版技术的发展，大量经史文献典籍得以刊布，不再为统治阶层、文化世家所独占，一般人士均可购获。据《宋史·儒林传》，景德二年(1005)，邢昺向真宗介绍图书刊刻情况：“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16)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云：“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17)王明清云：“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18)可见，雕印技术导致了包括史书在内的典籍普及化、社会化，这为包括凡庶之士在内的社会各阶层进行史书阅读提供了条件。 统治者为达到长久贯彻文治策略的目的，还从制度上引导士子重视经史典籍的阅读与学习。这主要体现在科举与仕进制度上。宋代科举有进士、五经、明经、三史、三传等科，其中进士科最重要。仁宗之前，进士考试主要以试帖经、诗赋为主。庆历四年(1044)，统治者为改变“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的现状，实现“复古劝学”“足尽人材”(19)的目的，着力改革，“先试论策，使工文辞者言古今治乱，简其程式，使得以逞问以大义，使不专记诵”。(20)这种改革体现了统治者以论策考核士子历史知识与义理认知的意识。其后，进士科考试政策不断调整，重经义的倾向日渐突出，以至于元祐之后出现了经义、诗赋两类科目。除了是否考试、诗赋之别外，两类科目的其他场试则基本一致，“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试子史时务策二道”。(21)这种重视策论的总体倾向决定了士子必须认真阅读经史，储备丰富的历史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