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造纸术普及之前，文字的主要书写材料为简牍。《论衡·量知》云：“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①简为断竹而成，先制为牒，牒即小简。牍由断木所得，先制为椠，长有三尺，再行析分刮削，即可成为奏牍，牍即书版。古人载文于简牍，即成简札，札意谓文字并非一简一牍所能承担，多枚简牍编排，其状如栉齿相比。 现存文献中“尺牍”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赞：“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②但尺牍在两汉史著中的出现频率较低，及晋际南朝而始风行。《世说新语·言语》注云习凿齿：“少以文称，善尺牍。”《品藻》称：“(司马攸)能属文，善尺牍。”③沈约《宋书》则先后载及刘穆之、朱龄石、朱超石、臧质、徐湛之等“便尺牍”“闲尺牍”“尺牍便敏”“善于尺牍”。《梁书》载及梁武帝萧衍“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范云、柳恽、褚修等“便尺牍”“善尺牍”④。而《宋书》所载刘穆之、朱龄石两位“并便尺牍”的高手于刘裕坐上一争高下，自旦至午，穆之得百函，龄石八十函，如此以尺牍竞技为娱乐的时代，足觇其文化风尚。 这种高度的文化关注还体现于，其时俗谚直接道及尺牍：“尺牍书疏，千里面目”“勿欺数行尺牍，即表三种人身”。前者被北齐颜之推称为“江南俗谚”，系“承晋宋余俗”⑤。后者出现较晚，见引于梁际庾元威《论书》⑥。两则俗谚从书写形式、创作感受到作品效应、主体陶冶，触及书信写作的完整过程与授受双方。这一文化景观不仅仅隐示着时代审美情趣，也印证了尺牍的广泛流行，说明汉魏六朝时期尺牍已实现了由书写媒介向文体的升华。那么汉魏六朝的尺牍文体是如何定位的呢？ 一 尺牍文体的定位 最早将尺牍纳入理论考察的是《文心雕龙·书记》。刘勰认为：战国以前没有书信的礼仪性区分，君臣往还皆称之为“书”。秦汉君主集权政治催生了书体分化，东汉之际，蔡邕《独断》已经对此有了系统总结：皇帝下行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臣下上行者则立为四名：曰章，曰奏，曰表，曰驳议。这些文体，即是刘勰于《书记》之前已置论的《诏策》《章表》《奏启》《议对》之类。另有通信于官府，汉代上书公府谓之“奏记”，上书郡将谓之“奉笺”。当然，刘勰对于记的论述并不完整，他概括了汉魏“奏记”“奉笺”上窥乎表而下睨乎书的中间性质，省略了“记”本初实亦普通书信的事实。作为汉代私书标本的居延汉简曹宣私信，其中即有“时时数寄记书相问音声，意中快也”的文字⑦。“记”即书信，秦汉之际或单言“书”“记”，或言“记书”“书记”。《书记》开篇以“书之为体”相领，概括自三代及魏晋之交书记流变，随后即云“详总书体，本在尽言”⑧，可见所谓“书记”实则即是书信之体。 《书记》篇于辞气纷纭的秦汉文士书信与可入名品的后汉魏晋笺记皆选文定篇，而于诏策、章表等已论官方文体不再置辞，“书记”的主体由此可以确认为私人化或具有私人倾向的书信(含笺记)。尺牍是刘勰分说“书记”之际引出的文体，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史记》所谓“缇萦通尺牍”，司马迁又言其为上“书”⑨。在此，“尺牍”与“书”并无分际。班固《汉书·游侠传》叙述陈遵“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继言其“治私书谢京师故人”轰动一时⑩，书与尺牍统一。《文心雕龙·书记》于陈遵、祢衡共同表彰为“尺牍之偏才”，其因由一为“治私书”而“百封各意”，一为“代书”而“亲疏得宜”：尺牍与书，实为一物。 《书记》结尾，刘勰在历论文章之士书信、介乎表书之间的笺记以及24种杂体之后，又发其感慨：“然才冠鸿笔，多疏尺牍。”这一感慨之中的尺牍，实为前文所论所有日常私书(含笺记)的代称。由于骈体行文，刘勰时时变化名词代语，以避免重复，故此叙述书记流变即分别用及“文翰”“策”“书”“翰墨”“笔札”“尺素”“简”“词翰”“尺牍”等称谓，皆无强调其与书体相异的成分。 综上可见，从文体性质而言，尺牍即私书，一从材质所由演化，一从文体本源言之。但有关尺牍的讨论却难以回避如下事实：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所论止乎“书”体；萧统《文选》采录书体，亦无“尺牍”标名。这一现象提醒我们，书与尺牍其时存在价值分辨。主要表现有四： 其一，书或因事而发，尺牍则侧重日常交际。当代留存的唐前大体完整书信多登录于汉魏六朝史书及《文选》，能入史者自无虚文，其“事”往往关乎家国社稷，或与帝王将相的生平、交游息息相关。尺牍则归于人际沟通。验之考古实证，1976年湖北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家书二通，为目前发现最早的私人书信，而其内容则是一个普通士兵向家人汇报从军情况，并向母亲索要
布、夏衣与钱资(11)。陈遵到任，尺牍百则意在“谢亲知”；刘穆之、朱龄石竞技，题目就是“答书”，百封联翩，反复其意，自是非关要务。故此刘咸炘以为“刘论‘书记’，主于交际”(12)，可谓得其三昧。 其二，书或出于沉思翰藻，尺牍则率意成之，非求传世。《文选》所录“书”体，皆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13)为标准。“沉思”对应于《文心雕龙·神思》，关乎艺术思维的经营；“翰藻”则必有见于文饰藻采。而尺牍写作事本酬酢，多为一时挥翰，故此难免“或兴会所至，濡染逾涯；或繁赜交纷，拖沓累幅”的现象，多有“名章俊语，每以一句之疵，一字之累，少为减价”的病累(14)，历代选家往往对原作施以斧削，正体现了尺牍自然书写与心存“作意”的作品之间往往存在精粗之分。刘勰《书记》“艺文之末品”说虽指向但求实用的24杂体，也道出了日常尺牍的部分特征。日本享保年间服元乔曾辨析书与尺牍之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