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读与中国古典节奏美学

　　句读是中国传统语文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对古人来说，离辞析句是读写能力的基础，句读切分的微妙不同，便会导向字面语义、情感倾向乃至深层义理的差别。然而何为句读？这一概念并非不证自明。现代学者的句读观可以《马氏文通》为代表，所谓“凡字相配而辞意已全者，曰句”，“凡有起、语两词而辞意未全者，曰读”，以语义完足与否划分“句”与“读”，是西方现代语法观念下的诠释。①相形之下，中国古人则更强调句读的声音属性。如清代李兆洛为小学家钱绎《十三经断句》所作的序文中，便指出“独字不可诵，句而后可诵”，“当讽诵时，缓急出入周疏迟速高下之节出焉，而气随之，而心之解悟因之”，“古人之文如其口语，句读即其辞气云尔。”②李氏之说揭示出句读与语言节奏的密切关联：句读在诵读中可以塑造缓急高下的声音变化，获得审美效果；同时，读者的理解活动也随此声气而产生。小学概念“句读”与文章学概念“辞气”的绾合，正显示出句读在文论和美学领域的巨大潜能。单纯以现代语法观念理解句读，或许难以全面把握其内涵，实有必要回到传统语文学、文学批评和思想文化史的语境中重新审视之。首先，我们需要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理解句读的本来面目与其演变过程，而非简单套用现代标点符号和语法观念作回溯式的比附。其次，句读之学如何塑造了文本的节奏气韵？对今人理解乃至重构基于中国语言特性的美学体系有何帮助？这些问题亦有待反思与解答。本文希望梳理句读作为阅读技术工具与文学批评范畴的源流演变，并围绕其“音节性”表现，探讨中国古典节奏美学的一个重要面向。

　　一、“句”的单级体系与音义二重性

　　文学语言节奏的构成有两大基本要素：其一是语言单位(如篇章、语段、诗行等)；其二是在此单位之内，对比性语言特征的交替变化，例如重复(押韵即最常见的重复)便是相同与相异语词的交替，近体诗平仄格律则是不同声调的交替。句读标识出书面文本转换为语音形态时需要停顿的位置，首先具有分隔语言节奏单位之功用；而其切分出长短不同的句段，本身又是构造对比性特征的一种重要手段。中国传统所谓“节奏”是“作则奏之，止则节之”，③本义是对乐曲中音声和休止的凸显。停顿塑造了语音流中的“作”“止”交替，奠定了节奏的基本格局。在停顿的基础上，再叠加韵脚、声调、句式长短、语气轻重等语音属性，就可更凸显语言韵律感。朱光潜《诗论》指出“中国诗的节奏第一在顿的抑扬上见出，至于平仄相间，还在其次”，可谓特识。④

　　学术界既有对中国古典文学韵律节奏的研究，主要路径有二：一是声律研究，重心在近体诗的平仄格律；二是体式研究，关注句法句式，多是以现代语言学的语法观念分析古代诗歌的句式特征，这与本文所论句读节奏直接相关。⑤值得追问的是，古代的作家和读者如何感知“语法”？笔者认为，“句读”正是诗文语句内在语法结构的“具声化”可感形式。例如“巫山巫峡气萧森”“塞上风云接地阴”和“白帝城高急暮砧”，⑥同为七言律句，在今天读者的语感中，“巫山”和“巫峡”为并列关系，其间停顿略长；“塞上”和“风云”是定语和中心语，其间停顿较短；“白帝城”和“高”是主谓关系，然“帝”和“城”二字不可破读，其间停顿最短，⑦这或许便是语法结构在诵读停顿中的外化表征。古人在诵读、批评诗文作品时，是否也利用停顿差异理解文本或创造艺术效果？考察句读观念，正可以为了解古人对文本停顿的处理提供帮助。另外，现有文学韵律节奏的研究多关注诗歌，对文章的讨论较少。⑧而基于句读的节奏研究，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将散文节奏，以及诗、文、词等不同文体中共通的节奏美学问题都纳入研究视野中来。

　　探讨古人的句读之学，首先需要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句”“读”观念的变化。《马氏文通》以“辞意已全”“辞意未全”划分出“句—读”二级体系，影响了当代的一般认知。⑨然清代以降，学者多已指出，上古“句”“读”并无明确的功能区分，皆表示文辞之停止处，⑩体词性短语或主谓具足的句子都可称“句”，并未如后世一般被分析为句、读两种不同的停顿层级。这一判断，亦可为近年出土文献所印证。如侯马盟书中出现的点号既用于短语间的停顿，也用于一句话结束之后；(11)上博简《子羔》中所见墨驻()、墨钩()两种符号都既可表示语义未绝的停顿，也表示语义已绝之停顿。(12)敦煌写本中有空心圈、实心圈、顿点号等多种表示停顿的符号，或用于短语之后，或用于句子之后，功用上并没有明显区别。(13)出土文献学界或主张将这类符号统称为“停顿号”。(14)从实际书写活动中的标识符号看，中古以前的句读之学可以视为一种单级的停顿分析体系。

　　“句”的单级体系，在划分标准上包含了“音”和“义”两个层面。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指出“句读有系于音节与系于文义之异”，“诗之分句，但取声气可稽，不问义完与否”。(15)如《关雎》一诗，毛传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其中第一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被分为四个“句”。(16)从现代语法的角度看，第一句“关关雎鸠”是一名词性短语，须与第二句“在河之洲”相配合，方才构成意义完整的主谓句。黄氏敏锐地指出经学传统中“句”的声气属性，极有理论启发性。不过，从注疏传统中检讨其说，尚可有所补充澄清。

　　首先，所谓“义未完”的现象在散文断句中同样存在。例如《毛诗大序》中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陆德明《经典释文》标注“之音[，绝句]”“安以乐[，音洛绝句]”，读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17)在此例中，“治世之音”同样是名词性短语，但也被视为一“句”。可见这种离“句”之法，非出于《诗》体之特殊。其次，《诗经》分句固然主要受音节制约，然亦须不破坏基本的词义界限。例如《召南·殷其雷》全篇主体为四言句，而其首二句“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断为一句三言、一句五言，而非整齐的两个四言“殷其雷在，南山之阳”。(18)严格说来，“句”并非“徒以声气”，而是“音”与“义”共同作用的产物。再次，在诗歌与散文两种文体中，“句”的本质是相同的(音义结合的停顿位置)；但古代注疏传统对《诗经》和散文经典中“句”的处理却存在差异。散文体经籍注疏中仅在断句疑难之处作说明，(19)毛传则对《诗经》各篇一一指示其章数、句数，明显可见对析句的重视。这一观念在春秋时期可能已经存在。《左传·定公十年》载工师驷赤答对叔孙氏之语“臣之业，在《扬水》卒章之四言矣”，(20)用“四言”指称原诗末章的第四句(一说指后四句)，可见当时已有对《诗》文析句的认识。(21)《论语》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22)倘理解为指《诗经·鲁颂·駉》中的“思无邪”一句，亦隐然可见将《诗经》最小语言单位“言”(句)与其最大整体“三百”篇相对比的修辞手法。从出土《诗》类文献，亦可看到毛诗之外，汉代《诗经》学其他学派也有析句之法。如海昏侯《诗》简，对全书的章数、句(“言”)数，以及风雅颂各部分的章数、句数都有统计；每篇之后也有“X章章Y句”形式的说明。(23)海昏侯《诗》简章句分法与毛诗有歧异，一般认为系鲁诗之可能性大；(24)从上述标识看，其重视析句之程度可能超过毛诗。熹平石经《鲁诗》中亦有章数、句数的说明。(25)析句涉及诗篇中句数的多少、句式的短长，可见《诗经》的注疏传统之中，较早便产生对“句”之音节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