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指的当代日本政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政治。其经历了深刻的结构转型。泡沫经济崩溃后，随着冷战结束、自民党下野和全球化进程加速等国内外局势变动，二战后形成的“1955年体制”逐步瓦解。这一过程中，日本政治呈现出显著的“流动化”特征：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传统政党频繁分裂重组，地方分权改革持续推进，公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机会增加，政策议题也从经济增长优先向生活质量、性别平等、风险应对等领域扩散。这些变化标志着日本政治正从以国家为中心的稳定结构向多元分散的流动重构过渡。 已有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政治转型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受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终结论”的影响。福山认为，冷战终结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遍确立，此后政治发展将围绕“技术性完善”展开。①这一观点在当时的日本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导致学界长期聚焦选举改革、政党重组等民主政治的制度延续问题，而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何日本在代议制民主框架稳定发展的同时，政治权利配置、参与主体和方式及政策议程等方面却发生了结构性重构?受此“制度终结论”隐含的静态线性逻辑束缚，已有研究多采取制度或文化分析路径，呈现表层化和碎片化特征，忽视了社会结构转型对政治逻辑的颠覆性影响力，因而难以充分解释当代日本政治在全球化、个体化、风险社会等现代性变革冲击下呈现的复杂、多元性变化。当代日本政治变化的研究急需一个更具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理论框架。 本文拟在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与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等人的“第二现代性”②(Second MOdernity)理论指导下，构建更为综合、立体的分析框架，并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政治变化为实证分析对象，通过整合已有研究的碎片化视角，在统一框架下动态分析当代日本政治“稳定”与“流动”并存的矛盾及其变化背后潜藏的特征与成因，以求揭示当代日本政治转型的深层逻辑。通过第二现代性理论视域下的政治变化研究，本文试图揭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盲点，即第一现代化阶段的自由民主制度并非政治发展的终点，其会随社会结构转型而不断重构。同时，以日本这一非西方国家为案例，或可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东亚后发型国家的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提供参照。 一、围绕当代日本政治变化的相关探讨 在日本政治变化的相关研究中，二战普遍被视为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学者们认为，战后日本在外力作用下逐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现代化，形成了其自身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叠加于战后政治民主化、现代化发展之上的双重文化特征。③而战后日本最大的政治特征，即自民党长期稳定执政的“1955年体制”。 “1955年体制”以“经济优先共识”为背景，政治角色被简化为分配利益的中介和实现经济增长的制度性机器，政治理念与政策讨论在日本公众的生活与选举中日渐稀薄。④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里库路特事件”等政治腐败丑闻曝光，以公共事业分配为核心的利益诱导型政治的弊端显露，引发广泛批判。同时，在实现“追赶型现代化”⑤目标后，泡沫经济崩溃加剧了公众对日本“经济至上主义”主导的集中发展模式的质疑⑥，并引发对政治体制及政治家的信任危机。在此背景下，依托财政深度介入经济社会治理的“日本型大政府”陷入僵局，政治转型成为日本的一项紧迫议程。 从理论角度而言，国内外学者也普遍认为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重大转折点。友枝敏雄指出，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进入与西方趋同的后工业时代，标志着高速经济增长终结；20世纪90年代，随经济泡沫破灭而来的是战后日本社会秩序的崩溃，人们开始在各个领域寻找新的公共秩序。⑦铃木宗德等学者进一步明确：“工业现代化时代早已结束，在这个时代，人们曾相信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将永远持续下去。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分水岭，日本已经进入了第二现代性时代，即白反性现代化。”⑧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内外环境剧变影响下，日本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促使日本政治逐渐从第一现代性向第二现代性转型。如何解释和预测这一过程中的政治变化，成为当前日本政治研究的重要课题。 目前关于当代日本政治变化的研究主要为制度分析路径和文化解释路径。制度分析路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政治制度改革、社会变革等宏观层面议题⑨，受福山“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旧框架影响，侧重分析日本政党、利益集团、官僚体制等传统政治对象的变化。其核心结论是日本政治通过制度调整，取得了政党竞争多元化、首相领导力提升等成效，本质上是一种民主制度修补论观点。文化解释路径则通过历史比较与符号分析，强调集团主义等独特文化的影响。⑩其中，部分研究从微观层面关注日本公众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的变化，部分研究则从宏观层面关注终身雇佣制、“官僚主导型政治”等具有日本特色的政策变动如何影响政治走向。(11) 然而，上述两种路径均难以充分解释日本政治的一些新现象。以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为例，其引发的福岛核事故不仅暴露了日本长久以来中央集权式危机管理的失效，更催化了公众对生活政治的诉求，即从“1955年体制”下国家主导的能源政策转向当代风险社会中对于个体安全与生态伦理的优先性考量。这一变动既超出了制度性变革的解释范畴，也与集团主义、权威主义等传统日本政治文化相悖。对此，日本学者菅原琢从政党与政治家、选民与媒体、制度改革与政策三方面探讨了当代日本政治发生的诸多变化，其中“流动性”“不确定性”“混乱”是被多次提及的关键词。面对当代日本政治的迷惘及改革后形成的“无法决断的政治”这一政策搁置问题，菅原认为选民的政治意识和行为才是对策核心。(12)这一观点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已有研究中代议制民主的框架和传统政治文化的边界，摒弃了制度主义隐含的“制度完善必然导向民主巩固”这一线性进步史观，突出了作为选民的日本公众在社会变革中政治诉求转向中的关键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