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2年5月小马科斯当选菲律宾总统，成为后人民力量革命时代的一次重大政治转折，小马科斯戏剧性地成为由反马科斯政治联盟构建的菲律宾第五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对于依旧反感马科斯时代的许多菲律宾政治精英、知识分子以及各类社会团体而言，这一结果难以接受，他们在小马科斯当选后不断批判“马科斯历史修正主义”。①不过，小马科斯胜选并非偶然，他拥有雄厚的竞选资金，与杜特尔特家族结成政治联盟，还熟练运用社交媒体竞选策略，因此最终成为自1986年以来得票率最高的总统候选人。②小马科斯的上台对于我们检视后马科斯时代菲律宾权力精英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小马科斯的权力之路并非坦途。他一方面需要处理“转型正义”对于马科斯家族的指控和债务问题，另一方面需要重新积累政治资本。小马科斯最终能够回归、融入乃至走向菲律宾政坛核心，都与庇护主义的权力政治环境息息相关。近年来，菲律宾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冒险主义倾向和对抗性立场越发明显。不少学者认为，这一转变与小马科斯“恢复家族声誉”的目标，以及“与美国密切相关的家族历史”有着重要联系，这些因素催化了菲律宾国家安全战略转向“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利益和自决权”。在此过程中，菲律宾通过突出作为美国“新星盟友”的身份，推进美菲关系的复苏和强化，将自身嵌入美国“印太盟伴体系”，以应对所谓的“国家安全挑战”。③同时，小马科斯通过调整“海事委员会”等机构，巩固了同官僚部门、武装部队以及对华强硬派的政治联盟。④小马科斯政府对外政策的一系列动作反映出菲律宾权力政治变迁带来的系统性内外影响。 20世纪60年代，卡尔·兰代等学者总结了菲律宾的“恩庇—侍从派系框架”。他们认为，“菲律宾的政治是围绕着人际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和恩庇—侍从关系，以及由个人联盟组成的派系展开的”，“政治斗争就是试图获得并保持对资源的控制，以促进追随群体的利益，同时破坏并剥夺对手个人和派系的资源”，由此庇护主义政治系统形成了典型的权力精英互动模式。⑤在菲律宾庇护主义体系中，领导人似乎只需要信守承诺地分配各类基金、项目和职位，便可稳稳执掌权力，赢得拥护。⑥然而，后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政治依旧呈现出长期的对抗性：阿基诺夫人在任6年发生7次政变；埃斯特拉达执政不到3年便遭遇大规模示威黯然下台；阿罗约任内发生多次兵变、弹劾与街头政治；阿基诺三世因“猪肉桶”项目的扩张，遭遇“百万人大游行”和国会弹劾。近期，小马科斯与杜特尔特的家族联盟彻底破裂，莎拉·杜特尔特公开宣称小马科斯可能遭遇暗杀，小马科斯政府更是配合国际刑事法院逮捕杜特尔特，并在国会推动针对莎拉的弹劾案，双方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那么，后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权力精英互动是如何运行的?⑦在菲律宾的权力政治中，为何有的领导人能依托庇护主义凝聚精英共识，维持权力稳定与有效施政，而有的却引发精英集团阻挠、弹劾，甚至激起政治运动与政变威胁? 一 菲律宾权力政治的分析范式 围绕后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权力精英互动如何运行的问题，既有文献形成了庇护主义、个人主义和关系主义等三个经典范式。回顾这些分析范式有助于辨析既有解释的贡献和不足，为构建更加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提供理论基础。 (一)庇护主义 20世纪60年代，玛丽·霍尔恩斯泰纳在研究吕宋省城市选举政治时便开始关注当地的家族关系和恩庇—侍从关系，形成了以划分敌对派系和小集团为核心的要素分析框架。⑧卡尔·兰代据此提出了“菲律宾政体由个人之间互助关系网络构成”的经典观点。⑨在菲律宾的庇护主义政治中，政党仅作为竞选的标签。选举期间，庇护者需要依靠个人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提供物质激励和承诺，自上而下地“编织”层层嵌套的侍从者网络。地方领导人作为省级或中央的侍从，开展拉票活动，从而造就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性庇护关系。⑩这种关系网络在地方层面是由亲属关系维系的家族组合而成的派系。由于派系联盟缺乏家族血缘的支撑，且以短期争取选票为主要目标，因而呈现出松散性与不稳定性。这一特点导致其未能形成长期、稳定的自主化利益集团或者社会阶层，使得家族政治网络愈发错综复杂，也加大了政治现代化的难度。(11) 尽管马科斯戒严政权打断了庇护关系的运作，但是从保守寡头到激进改革主义者组成的“大杂烩”联盟等多元派系联合发动的人民力量革命，以及其重建的民主制度，却再次激活了庇护主义政治模式，使得各种旧派和新生的精英家族蓬勃发展。(12)精英家族通过金钱、公共职位以及“猪肉桶”项目等不同方式换取选民支持，诱导选民反对特定对手，而经济欠发展状态提升了庇护主义对选民的吸引力，导致菲律宾政治和经济都呈现出裙带主义和派系竞争盛行的显著特征。(13)可见，菲律宾庇护政治具备二元性、偶然性、互惠性、等级性、重复性等“庇护主义”特征。(14)不仅如此，政治家族的崛起导致精英政治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其根源于家族网络内生的家族优先、维护恩庇—侍从关系、资源稀缺性等观念，因而以家族和庇护关系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导致了弹劾、仇杀、政变等政治冲突。(15)庇护主义的分析范式将菲律宾政治现代化的诸多弊病和乱象归因于庇护主义的系统性影响，为解释菲律宾政治提供了有力工具。这种政治模式不仅弱化了国家能力所依赖的官僚制度和行政机构，还催生了仅服务于竞选、维系恩庇—侍从关系的庇护式政党，导致政府治理水平低下，国家沦为家族精英争权夺利的舞台，并进一步诱发街头政治、军人政变等政治衰败现象。(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