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两句在东西方广为流传的俗语反映出了这样一个人与历史关系的基本假设，即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人们理解当前与未来的重要参照点。国际关系史中不乏决策者利用历史类比来理解眼前之事的案例，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便是“慕尼黑阴谋”。①尽管如此，历史类比有时却会让人们误入歧途，而当前美国试图基于“赢得冷战的胜利经验”来框定中美关系的做法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理查德·勒博(Richard Lebow)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恰恰让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美国越来越无法说服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②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历史类比的功能与作用，尤其需要尝试理解从与现实情况仔细比照看来往往并不奏效的历史类比为何会被一国精英反复使用甚至视为理所当然?为此，本文试图基于近年来兴起的本体安全研究，从维护自传式叙事的连续性和自我—他者关系的惯例化的角度出发，对盛行于美国决策界的冷战类比在满足美国的本体安全诉求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进行分析。 一、历史类比与国际关系研究：运作逻辑与研究不足 (一)国际关系中的历史类比：定义与功能 在邝云峰(Khong Yuen Foong)看来，历史类比是这样一种推论，即两个或多个在不同时间节点发生的事件如果在某一方面具有一致性，那么它们在另外的某些方面也可能是类似的，用公式来表示就是AX：BX=AY：BY。③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似性具有结构性的特征，即人们不仅觉察到事件A和事件B之间存在相似性，而且也认为在事件A中引发特定结果的原因同样存在于事件B中，所以便能推断出事件B也会出现类似的结果。④使用历史类比的目的在于让人们突破既有信息缺失的局限，从而用历史案例中的“默认值”或“普遍规律”来更加完整地刻画和分析当前的情势。心理学家认为，将自己在现实中遭遇的新情况与储存在头脑中的记忆进行匹配类比是人类认知结构的主要构型之一，而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或是单纯为了比较而比较。⑤ 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目前对于历史类比的分析大多承袭认知心理学路径。在贾尼斯·格罗斯·斯坦(Janice Gross Stein)看来，复杂的国际环境给决策者施加了巨大的信息处理压力，但后者是一个认知能力有限或“认知吝啬”的行为体——他们往往不能或不愿对每个选项的成本—收益结构进行充分权衡。决策者会寻求一些简化策略来节省认知能量，避免认知失调或不相符，而历史类比就是一种有益的方法。⑥这是因为历史类比不仅能让决策者迅速判断哪个政策选项最能实现其既定利益，还能够帮助他们认清自己所面临的局势以及说服国内外受众接受自己做出的政策选择。⑦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提到：“一个人从国际关系史的重大事件中学到的东西是决定他的认识的重要因素，这种认识又影响到他对所接受信息的解读……以往的国际事件为政治家提供了一系列可以设想的情景，使他发现规律和因果关系，帮助他解读所面临的世界。”⑧从更加抽象的层面上来说，历史类比能够帮助人们建立起关于原因—结果关系的信念，在将决定引至特定方向上的同时让其他备选项被统统搁置在一旁。⑨ (二)重新诠释历史类比的功能：从认知心理学到本体安全研究 虽然历史类比具有各种积极作用，但是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曾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的外交决策为例，详细刻画了“政策制定者常常误用历史”的情形。⑩迈克尔·德希(Michael C.Desch)进一步归纳了历史类比无法带来预期结果的五个原因：过去的事件与当前情势根本就无关；政策制定者往往只会从历史中学到极为肤浅的教训；政策制定者很少会考虑除自己想到的第一个类比以外的其他可能；历史类比往往激起恐惧或愧疚等情绪以干扰理性判断的做出；进行类比的目的是解决当前的挑战，与准确刻画历史事实并无关联。(11)罗兰·帕里斯(Roland Paris)则认为历史类比的负面效应源于大多数适合被用作历史类比的参照对象本身就存在内在的模糊性和多义性，使得基于特定类比得出的政策方案并非唯一或不言自明。(12)最后，阿克斯·库珀(Akos Kopper)等人强调历史类比造成的麻烦是它必然会限制可供人们进行选择的范围，经常暗示决策者要追求单刀直入的因果关联而非深入全面地分析问题，结果便是走向决定论或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13) 值得一提的是，梅、德希、帕里斯以及库珀等学者对待历史类比的态度事实上反映了一种被学界广泛认可的立场，即采用历史类比往往最终只会带来糟糕的结果，所以即便不能完全抛弃这种做法，也最好尽可能地将其造成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14)然而邝云峰却提醒我们要意识到即便向决策者指出他们所偏好的类比与现在的实际情况并不相似，也无法削弱其对使用这一策略的坚定信念，并且他们在遇到新的问题时依然会诉诸这一方法——使用历史类比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15)针对这一现象的存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至多会根据历史类比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来暗示政策制定者通常是非理性的。在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人看来，这种批评是有违常识的：如果人类从不理性行事，那么谁或者什么东西还会理性行事呢?(16)在本文看来，除去满足个体(决策者)向外认知周遭世界的需要外，历史类比还具有“内部指向”的功能，即为自我集体身份的构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认知心理学的传统路径之外来审视历史类比的作用。换句话说，特定的集体使用历史类比是为了向自己以及他人讲述有关“我们是谁”的故事，所以援引历史是一种传播自我身份的方式——历史有助于定义和证实人们的存在本身。(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