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位势、安全感知与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陆海复合型强国如何增加战略选择的自主性?

　　在大国兴衰的国际政治周期中，陆海复合型强国具有不同于陆权心脏地带强国与海权霸主的地缘政治情势，拥有陆海双向的战略资源禀赋，同时也面临两线或多线对抗的地缘政治威胁，①需要更加致力于平衡权力扩张诱惑与安全困境交织的地缘政治风险，渡过充满冲突风险的“危险地带”。从近代国际关系史来看，位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其中不乏霸权国的有力竞争者，但却被“修昔底德陷阱”等历史叙事不断强化，认为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崛起将导致权力转移背景下的大国冲突升级。就陆海复合型强国而言，对威胁的绥靖式让步会导致自身面临比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更加不利的局面，因为后者至少还有可以推卸责任的大陆国家作为缓冲地带；对威胁的反应过度，则可能面临比冷战时期美苏在边缘地带扩张更加严峻的风险，这源于多极竞争背景下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受到的结构性压力更大。但对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选择进行分析，不能因其陷入特定战争后的失败教训而彻底否定其战略经验。战略选择的优劣与大国兴衰是一个非线性的因果机制，理性决策的落地要面临大国战略互动进程中的不确定性挑战。

　　无论是海权霸主还是更偏大陆性传统的强国，都存在霸权兴衰或崛起进程中断等结构性或偶发性的历史效果。选择性偏差让我们过于聚焦海权霸主的成功经验与陆海复合型强国宿命论般的失败教训。腓力二世(Philip of Spain)统治下的西班牙帝国虽然最终出现了霸权衰落，但也曾在较长时期内获得了海陆两栖的战略优势。威廉二世(William II)时期，德国的海军建设与陆上扩张刺激了战略冒险，缩小了其战略自主性。但如果回顾此前的俾斯麦时期，德国却能凭借大陆性的守成与海上殖民扩张的策略性克制来避免过度扩张，实现了联奥、拉俄、亲英、反法的战略诉求。②

　　陆海复合型强国在战略初始阶段更容易实现守成式进取和审慎克制的战略偏好，随着战略进程的发展，有可能出现战略目标的偏移与手段选择范围的受限。那种认为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崛起困境将难以化解的观点，并不具有历史逻辑的自证依据。在结构性压力和战略互动的交互作用进程中，一方面国家的确存在地理禀赋的优劣之分，另一方面战略决心与决策偏好也存在差异化的选择路径与效果的不确定性。

　　对地缘政治风险的理解应突破线性的宿命论与“太阳底下无新事”的循环论，关注风险的条件性与国家单元的能动性。风险承担的战略并不必然陷入被联手制衡的透支困境，谨慎克制的行为也并不等同于战略成功。即使地处陆海复合的地缘劣势也并非全无战略腾挪的空间，游刃有余地平衡各方利益、穿针引线地构建同盟体系甚有可能。自查理五世时期的哈布斯堡帝国以来，诸多陆海复合型强国因应风险的战略效用，至少存在着“主动塑造”“极力平衡”与“疲于应付”的类型化差异(见表1)。

　　

　　本文研究的核心议题是：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地缘特殊性及其战略选择偏好的成因是什么?差异化的崛起路径会产生怎样的非线性战略效果?中国作为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其安全战略转型也需要管控地缘政治风险。因此，这项研究议程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为增强解释力，并不执着于进行所有层面的战略归因，而是重点聚焦体系层面的结构性压力与国家单元层面应对安全困境的战略观念这两个维度，探讨两极与多极竞争背景下的战略选择分异现象，提炼陆海复合型强国缓解崛起困境的战略要义。

　　二、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概念界定及其战略选择

　　西方经典地缘战略理论强调了边缘地带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地位。③这一传统界定是为了凸显边缘地带在二战后美国大战略规划中的重要作用，由于研究目的是为海上霸权服务，而并非聚焦于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具体地缘及权力特性，因此较为简约而抽象。但也恰恰反映出传统的地缘政治与现实主义在研究对象概念界定上的相对粗糙性与科学化不足。④

　　(一)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地缘政治内涵

　　这里接受既有研究对陆海复合型强国战略特性、实力潜力与权势中心地理位置分布的基本论述，但尝试对其所处的地缘环境整体性、体系权势位置及战略选择偏好进行辩证分析。

　　第一，陆海复合型强国常常与其他大国存在战略三角关系，这种多方博弈的复杂态势会增加战略互动的密度与不确定性，进而升级战略目标的分歧程度。该国若想占据“罗曼蒂克三角”中左右逢源的“枢纽”角色，则往往需要更具弹性的战略平衡手段与更高的实力威慑加持，战略容错空间较小。⑤陆海复合型强国自身在占据该地区地理主体部分的同时，又通常与多国存在相邻、相通或相远的地缘关系(如当代中国与印度等)。⑥这种地缘重心位置属于体系引力场的核心区，各种地缘关系均被吸入这一区域，作为漩涡的中心和地缘政治焦点，很容易陷入多线对抗的局面。由于地缘环境性质的复杂性，以及大国对能力研判的优先级要高于对战略意图的识别，该国至少面临着一个持续性的主要战略对手威胁。⑦陆海双重易受伤害性的缺陷也孕育着机遇，如利用体系中心位置来增加其他大国在竞争博弈中对本国的战略依赖性。

　　第二，陆海复合型强国缓解安全困境的难度系数要大于海权霸主，更加需要至少成为公认的地区性大国并保有较高的战略自主性。同时，由于潜在或被激活的海陆联合制衡机制，近代以来这类强国很少最终彻底获取体系霸主地位。该类强国的大致体系权力位置范围在于，达到霸权国综合国力80％门槛的争霸国(如冷战中的苏联)、达到50％综合国力门槛的潜在争霸国(如俾斯麦时期的德国)、纯粹的地区性大国(如战后的印度)。⑧这一界定表明，该类强国兼具挑战国与守成国的双重体系身份，避免了单纯谈“崛起/霸权”二分法所造成的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