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北魏(386～534)的法律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尤其是《北魏律》在中国古代律典沿革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并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影响。 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日两国学者所发表的有关北魏法制史的论文屈指可数。①这种现象或许可以显示出，相对于秦汉或者隋唐、明清甚至魏晋法制而言，以往的研究者仍然不够重视北魏法制的研究，其所投入的精力同北魏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所处的重要位置极不相称。 这种情况似乎一直在持续。早在30多年之前，曾宪义、郑定编著的《中国法律制度史研究通览》一书，虽未对北魏法制单独进行专门的梳理评析，但其第六章“魏晋隋唐法制史研究”之“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制研究”，开门见山地揭示出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制研究上所出现的这种不相称现象： 应该说，过去人们对于这一时期各个政权法制的研究所倾注的精力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上所处的地位相比，是不太相称的。究其原因，首先，史料的缺乏而使得研究这一时期法制状况的工作尤为艰难。相比较而言，秦汉之际，特别是隋唐以后由于国家的统一和强盛，其中法制资料散见于史籍者可谓不少。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整个中国处于长期的战乱之中，不独是其已有大部分史籍记载随即毁于战乱，而且由于这个时期虽然总体上看是有所总结，但每一个具体政权存在时间都较短暂，因而较之其他强盛王朝来说不是那么引人注目，关于这些政权的史籍记载也就差强人意了。其次，过去人们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过多地看见其战乱毁损的一面，而于具体制度之发展变迁注意不够，这也是这一时期法制研究的一个遗憾。因此，相比较而言，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制的研究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即在对于这时期法制的相对薄弱研究中，亦是偏重魏、晋、后魏几个重要时期。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法制史著作中，如程树德《九朝律考》以及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即有这种倾向。近年来出版的法制史著作中，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各个时期法制皆有基础性的介绍和论述，关于这个时期的研究论文亦有近三十篇，其重点详略大致与以前相当。② 其所言甚是。就整个中国法制史研究而言，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制的研究确实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如果仅就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制的研究来说，该书对这个阶段学术史回顾(第169～175页)着墨较多的是魏晋法制，尤其是晋律一直为学者所关注的重点。当然，相对而言，北魏法制更是其所谓研究薄弱环节之中的薄弱点。最后，作者总结并展望如下： 目前，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制重视不够，已是比较明显。在对这个时期法制的研究中，还留有许多空白点。比如说，在众多的研究论文中，关于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直接成为隋唐法典蓝本的北齐律，研究成果几乎近于零。因此，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制的具体深入研究，应该成为今后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③ 这里，仅仅列举出北齐律研究作为空白点，恐怕也是不够的。现在，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北魏律研究乃至北魏法制史，也应包括在其所谓的空白点之中。过去的习惯做法是，将北魏法制与北朝法制捆绑在一起，而且一般是放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大阶段之下来一并研究的。如此，难以凸显出北朝法制史的独特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也无法推进其研究进程，甚至可能会制约北魏法制史整体研究水平的提升。因此，应该考虑将北魏法制史作为断代法制史来进行研究。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出发点。 在20世纪下半叶，“魏晋南北朝法制地位逐渐受到重视，其重要意义逐渐被认识”到，例如，北魏政权在法制建设中吸收汉文化，照顾各民族特点，沿袭“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并有进一步的推进发展，但是有关北魏法制史研究成果之学术史梳理仍然缺位，其不足“最主要的就是史料缺乏，律文的大量佚失，是这一时期法制研究的一大难题，少数民族法制建设方面的史料则更为欠缺”。④近年来出版的与北朝法制相关的研究著作，似乎也可作为其佐证。⑤或许在此也可以再下个判断，20世纪下半叶对北魏法制史研究的推进幅度也不够理想，是否如此，有待下一步学术史梳理工作完成后，才能明确回答。 20世纪上半叶(1900～1949)是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开启时代，北魏法制史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那么，其研究者究竟是如何处理北魏法制“史料缺乏，律文的大量佚失”这个问题的?这既是对三国魏晋南北朝法制的具体深入研究之一，也是中国法制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文拟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北魏法制史的研究，总结其研究之得失，就是考虑到：在北朝五个朝代法制发展的序列之中，居于其首的北魏相当重视法制建设工作，并有独特的开拓与创新之处，在北朝法制发展中的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 一 浅井虎夫的北魏法制史研究 浅井虎夫(1877～1928)，1902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福冈高等学校(今九州大学)教授。⑥其中国法制史的代表作，就是20世纪初期出版的《中国法制史》与《中国法典编纂沿革》两部大作。在此，梳理一下其中有关北魏法制史的相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