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结果。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出了“抗战到底”的口号。学界对国民党“抗战到底”之“底”的含义有所讨论①，但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主张的内容及其意义尚未见专门的分析。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战到底”蕴含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原则、目标和方向三重意涵。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原则立场，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过程中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争取民族独立的坚定意志和建立新中国的长远构想。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战到底”的大旗，推动全民族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一、作为抗战原则的“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抗战 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口号是随着党对民族矛盾、国共关系及战争局势的认识不断深化而提出来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侵占东北的行动迅速作出反应，号召民众在“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②。此时国民党实行不抵抗主义，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妥协退让。面对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和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号召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③。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④，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态度和决心。1934年，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中共中央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在群众中“解释苏维埃与红军一贯的彻底抗日的政策”⑤。所谓“彻底抗日”，即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三个条件下与其他武装联合抗日，“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的对日妥协倾向。⑥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表示愿意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与此同时，国民党对抗日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南京政府在1935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⑦但是国民党内仍然对日本存有幻想，蒋介石在和战问题上也一直犹豫不决。七七事变后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决心应战，此其时乎”⑧。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表示“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⑨。两天后，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发表一篇题为《坚决保卫平津华北!坚决抗战到底!》的文章，也提出了“抗战到底”的主张。文章指出：“再没有第三条道路”“只有抗战到底，一切集中在抗日问题”⑩。7月23日，中共中央又针对冀察当局宋哲元对日本的让步与妥协，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明确提出“反对一切对于日寇的让步妥协，坚决抗战到底”，并强调“只有坚决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的生路”。(11)7月26日，《解放》周刊发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文章《实行对日抗战》。文章指出：“和平已到了绝望的时期，国难已到了最后的关头!现在，摆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黄帝子孙面前的问题，只有是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从华北的局部抗战走向全国的抗战，从二十九军的抗战走向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抗战，抗战到底!”(12)可见，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主张，是在日本侵略步步深入、国民党政府一再妥协退让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反对对日妥协投降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一贯坚持的原则和立场，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主张的核心要义。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内妥协投降的倾向一直存在。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日军按计划准备发动对武汉的进攻(13)。蒋介石于6月9日发表声明，称“现在战局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凡我军放弃的地点，皆所以减少无益之牺牲”(14)，暗示其计划放弃汉口。一时谣言四起，民众情绪悲观，社会各界关切“中国究竟怎么办才能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15)。为提振民众信心，中国共产党从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对第三期抗战的问题作出回应，强调“绝无‘和平妥协’、‘中途屈服’的可能”，这一点“有全体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证明”。(16)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进入一个新阶段。日本对国民党的政策转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为应对国民党可能出现的妥协投降倾向，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当前第一紧急任务就是“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情绪，反对妥协企图”(17)。1939年3月，国民党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的“精神总动员”具有“抗日”和“防共”的两面性，对其抗日方面要予以支持，对其反共反人民方面要予以抵制，(18)强调“抗战到底和争取民族绝大多数同胞的幸福”就是“民族至上”，“不坚决抵抗日寇到底，就决不会有民族的解放”。(19) 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在反对妥协投降倾向的前提下坚持团结抗战。“抗战”与“团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团结就不可能抗战到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蒋介石在继续抗日的同时也开始反共，多次发动反共高潮。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的反共新高潮正是其对日妥协的准备，呼吁各方要“抗战到底，团结到底”(20)。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方面从政治上和宣传上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面目，另一方面阐述自己“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周恩来指出：“我们主张抗战到底，决不在敌人威力之下屈服，决不在敌人挑拨之下分裂，决不在敌人利诱之下妥协投降”(21)。中国共产党维护抗战大局的立场赢得了多方面的支持。正因为中共中央在皖南事变之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破裂，团结抗战的大局得以维持。 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主张除了蕴含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抗战的原则外，也蕴含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依靠自身力量抗战的原则。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虽公开表态抗战到底，但实际上对“弱国”抗战持悲观态度，仍寄希望于通过国际调停、国际援助来解决中国战场的问题。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分析国内国际形势，认为过去15个月的抗战经验证明：“对国际援助暂时决不应作过大希望。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22)。在纪念抗战两周年之际，周恩来明确必须“依靠自力更生，坚持抗战到底，打破任何依赖国际会议的幻想，才能争取国际上更大之同情，更多之援助”(23)。到了1940年，随着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的上升，英美与日德意双方都试图对国民党蒋介石进行拉拢和争取。蒋介石态度摇摆不定(24)，中共则坚持民族解放战争的立场。周恩来指出：“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我们抗战的基本国策，运用友邦对日矛盾及争取外援，是服从于基本国策的对外政策。”(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