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重大理论创造。[1]然而，“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2]当前，学界在“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内涵、内在逻辑以及价值意蕴等问题上存在几个误区，亟待廓清。 一、夸大矛盾对立的“不可能结合论” “不可能结合论”，是指夸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忽视二者之间的契合性，从而否定二者结合的可能性。其实，这种论调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时期就已经存在，如“全盘西化”派将中外文化的关系视为尔疆我界，宣称要“诚心诚意地全盘接受”[3]西方文化而否定本民族文化。随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并取得历史性成就，这一观点的影响力才有所减弱，但并未完全消失。当前仍有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异质的，并且难以实现调和，因此两者相结合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结合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性的否定，也是对唯物史观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背离。 1.“第二个结合”的思想文化基础 从文化的民族性维度看，持“不可能结合论”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简单地等同于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这种论调不仅不能把握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因，也不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与契合。 回溯历史，随着清王朝君主政体的崩溃，儒学丧失了两千多年来的制度基础，为此，很多激进学者陷入了文化否定论甚至走向“全盘西化”。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虽然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普遍反传统，但仍有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此有所反思。比如，李大钊在批判旧思想、旧观念的同时，也主动吸收其中有益的部分，强调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与民族特点”[4]相结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强调要继承好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促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与中国的革命实践、历史和文化实现“深相结合”。[5]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问题，强调“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6] 事实上，各国传统文化不仅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扎根问题的基础，更是影响马克思主义在该国的发展与活力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必然面临如何处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这一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不断促使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态走向中国形态，破解了如何处理两者关系的难题。例如，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与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相契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主张“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中国传统知行观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克思主义主张“真正人的道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蕴含“修己安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观；等等。概言之，相互契合才能相互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决定了两者的“结合”是可能的。 2.“第二个结合”的哲学依据 从文化的时代性维度看，持“不可能结合论”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理解成现代与传统的对立。这一论调没有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是对唯物史观“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原理的偏离。 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看待和处理本国的历史及传统文化，成为人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尽管近代很多仁人志士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尚不足以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真正凸显。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往往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对传统社会的解构，没有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其实，唯物史观非但不拒斥优秀传统文化，反而非常重视文化、制度等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恩格斯早就提出了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认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8]这阐明了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文化继承的历史合理性。基于对唯物史观的自觉运用，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与弘扬者。根据唯物史观原理，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人们的认识无法逃脱所从属的文化结构对其认识“此在”的制约性，即“在建立道统的方式和进路上依然是‘传统’的”。[10]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于孔子的思想，陈独秀并没有一味否定，而是指出其不适应于当时的时代，特别是与“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11]的要求不适应。进入新时代，“第二个结合”通过重新理解传统、发掘传统的积极因素，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这一激活不单纯是在结合对象上量的拓展，而是意味着对于唯物史观的坚持运用有了新突破。为此，以唯物史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不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单对立或者相互否定，这成为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哲学依据。 3.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科学回答使“第二个结合”成为可能 从文化的世界性维度看，持“不可能结合论”者用古今不接、中西不合的思维定势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尽管从表象层面看，该论调似乎有一定的逻辑支撑，然而就其本质而言，这是百余年来“古今中西”论争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