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对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发展构成了持续威胁。应急管理部数据显示,2022年各类自然灾害造成1.12亿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386.5亿元,其中四川泸定6.8级地震、闽赣湘暴雨洪涝和长江流域连旱等事件更是凸显了灾害的严重性和不确定性。灾后受灾人群对应急物资的需求并非是平稳的,如果政府无法及时响应,不仅会加剧灾民痛苦,还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和2022年12月全国疫情解封之初,国内爆发了对防护口罩、双黄连口服液等医疗物资的抢购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疗物资供给总量不足,暴露了我国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不足。随着我国突发灾害发生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制定科学合理的应急物资储备采购策略至关重要,解决应急物资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布局不合理等难题,已成为提高政府应急管理效能的关键。 应急管理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内容,预先部署是公认的有效应对灾后物资需求骤增的方法,能够迅速调配应急资源至受灾区域,从而有效减少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对社会的影响。目前我国应急物资储备体系以国家储备为主导,同时辅以社会力量储备,截至2023年,我国已在31个省份建立了126个中央级储备库,储备了超过955万件、总价值达37.3亿元的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应急物资储备工作的关切与重视,为迅速响应突发灾情和确保应急物资及时供应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然而,由于应急需求的不确定性,应急物资储备过少可能无法满足峰值需求,储备过多则必然增加政府成本,导致资源浪费,甚至因为管理不善出现虚假储备、以次充好和以假乱真等恶性事件。2019年8月中央储备粮宁乡直属储备库400吨储备粮不翼而飞,粮食贩子盯上了国家储备粮系统的“漏洞”,诈骗国家财政补贴,恶意改变称重计量仪数据,造成国家储备粮虚空。为此,党中央提出在加强应急物资政府储备的同时,还应进一步发挥社会储备的优势,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激励和约束功能,以提升政府应急物资保障能力,同时也能够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1]。在此背景下,应急物资协议储备模式应运而生,是指政府部门与拥有应急资源的企事业单位或个人签订合同,明确双方在应急物资储备数量、采购价格、权属关系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在应急物资协议储备模式中,政企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对于政府而言,除了关注物流成本,还需考虑灾民的需求和真实感受,重视由于关键物资短缺而导致的灾民痛苦[2],这是因为无法控制的灾民痛苦很有可能升级为社会恐慌,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对应急救援工作造成不利影响,但目前鲜有文献研究灾民痛苦对应急物资储备采购策略的影响,与我国“以人为本”的应急理念相悖。社会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政府需要建立一种数量或价格机制,确保企业积极参与应急物资储备工作,防止出现物资严重缺货。政企组成的应急物资供应链是一种特殊供应链,在这种特殊的系统中,供应链契约作为确保双方协同高效运作的重要工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由于突发灾害具有极大不确定性和随机性,政府是否执行契约采购和可能的采购量也是不确定的,而这会对企业决策产生直接的影响。预定期权(美式)为政府紧急采购所需物资提供了更大的柔性,促使企业有动机储备更多的应急物资,那么灾民就可以更快得到所需物资,缩短等待时间,产生的痛苦随之减少。因此,本文利用期权契约管理政企应急供应链系统,构建考虑灾民痛苦的应急物资储备采购模型(储采模型),求解实现应急供应链协调的条件,以及改善企业收益和减少灾民痛苦的取值范围。考虑灾民痛苦的应急物资储采模型实现物流成本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平衡,既确保应急物资储备采购工作高效运作,又能最大程度提升社会福祉,为落实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实践和推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社会化和人性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策略指导。 2 文献综述 本文重点从考虑灾民痛苦的角度研究期权契约机制下的应急物资储备采购问题,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以供应链契约的形式建立政府委托下的应急物资储备采购模式,主要包括期权契约和数量柔性契约。期权契约方面,庞海云和叶永[3]根据实物物资特征和储备要求,构建了基于实物期权的应急物资储备模式,分析了政企能够达成合作的契约参数取值范围,研究表明该模型可以保障系统应急能力的可靠性,同时提高企业收益。Liu等[4]将政企供应链系统扩展到一对多模型的研究,构建了多个异质型企业参与的应急物资期权契约储备采购模型,并得到了使企业之间的利润合理分配的期权契约参数。Aghajani等[5]考虑救援物资的优先级,提出了供应商选择和应急物资库存预置相结合的两阶段期权契约,研究表明该模型可以在不降低应急响应水平的情况下降低预置水平和采购成本,并通过实际案例研究验证了模型的性能和适用性。John等[6]研究证明期权契约可以降低救灾物资采购中买方的库存风险和供应商的生产过剩风险,并通过优化定价策略实现了人道主义供应链协调。Liu等[7]按照自然特性和优先级对救灾物资进行分类,并将期权契约引入到救灾物资预置体系中,建立了可消耗且相对紧急的救灾物资预置模型和非可消耗且紧急的救灾物资预置模型,分析了政企达成契约合作的条件以及双方最优储备决策。Meng等[8]设计了基于双向期权契约(BOC)的应急物资采购模型来应对物资短缺或过剩的风险,并将BOC模型与单边期权契约进行比较,研究表明BOC模型可缓解采购方(政府)和供应方的财务和库存压力,同时又不影响履约。李健等[9]针对保质期较短的食品、药品类应急物资储备采购问题,分析双向期权契约下政府最优采购量和采购价格,与其他契约模型对比发现,双向期权契约能够显著降低物资储备过量风险、短缺风险和保质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