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好地生存是古典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在哲学家看来，道德不仅关乎行为规范，更关乎存在方式。通过弘扬并重塑道德理念，古典哲学试图从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整体关系中，揭示生存的真谛，并引导人类超越自然本能，迈向精神自由与人格完善。古典哲学中所倡导的道德，不仅是一种创新性的重构，更是一种具有双重意涵的道德理念：一方面，它延续了“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中所体现的制度规范、秩序原则，强调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责任结构；另一方面，又吸收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中蕴含的情感伦理与普遍关怀精神。前者体现道德的规范性功能，使人类在社会中有序共处；后者彰显其精神超越性，使人类能够超越自然本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自我实现。 正如雅斯贝尔斯所指出的，轴心时代标志着“人的存在”实现了一次整体性的飞跃，这是一场深刻的精神升华。因此，道德问题的探究不仅是古典哲学的重要议题，更是其精神核心与理论内涵的集中体现。可以说，正是道德哲学赋予古典哲学以本体论深度与价值导向，若失其道德维度，古典哲学将难以成立，也难以催生人类哲学的整体构型。然而，自轴心时代之后，哲学逐渐丧失了其对道德的精神引领功能。道德哲学不再作为哲学的核心议题，而是逐步被学科化、工具化：它先是转化为以规范分析为主的现代主义伦理学，①继而被纳入社会科学体系之中，成为以秩序维护为目标的实用学问。在这一过程中，道德哲学原有的精神与本义被不断消解，并伴随着两次深刻的异化：第一次源于政权与神权对哲学的干预，第二次则是资本逻辑对哲学精神的侵蚀。其结果是，哲学与道德哲学逐渐丧失其本真的引导、规导人类的功能，人类不再追求精神超越，而日益专注于对生理欲望及其满足的技术性优化。在全球化、技术化与信仰解构交织的时代背景下，资本逻辑深度渗透社会生活，人类正面临存在意义与精神价值的系统性危机。在此情势之下，重建哲学的价值引导功能与思辨传统，构建新古典主义哲学及其道德体系，已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这一建构过程必然伴随着观念重构与理论难题的挑战，当前研究的任务即在于对此进行积极回应与理论探索。 一、创建新古典主义道德哲学的必要性 提出创建新古典主义道德哲学的动因，在于当代人类生存面临前所未有的整体性危机，其深层根源在于道德体系的瓦解。现行伦理学作为主要的道德研究形式，过于依赖规范分析与秩序逻辑，已难以回应现实中的精神匮乏与价值迷失，亦无法为人类指出走出困境的根本路径。因此，亟须一种超越既有范式的新道德理论，对人类当下的道德困境作出哲学的回应。这一理论唯有在继承与发展古典道德哲学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突破：它既应重申道德作为人生最低底线的规范功能，又应恢复其作为人生最高理想的引导功能。这正是新古典主义道德哲学之所以必要的根本理由。 当代社会中，人类正面临多重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威胁其生存环境，更动摇其作为精神存在的根基。概括而言，这些危机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对人类作为生物物种的基本存续的直接威胁，如核战争、生态崩溃等；其二，是对人类作为精神主体的存在方式与价值基础的根本性冲击，例如道德沦丧、意义“真空”等。这两类危机虽形式不同，却在深层相互交织，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尽管在文明与意识层面实现了超越，人类始终保有其生物性基础，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人类不仅会面临精神性的危机，还不可避免地暴露于物种层面的生存威胁之中。当前最具毁灭性的两种潜在威胁分别是核战争和强人工智能：前者通过物理摧毁可能导致大规模种族灭绝，后者则因其可能脱离人类控制、具备自主意志而对人类主体地位构成根本挑战。这两种威胁不再是抽象的推演，而是已经进入战略现实层面的危机预设。美国在长崎、广岛投放原子弹距今已有80年，人类仍然不能消灭核武器。2024年10月16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发文称，“冷战结束一度让人们看到摆脱核噩梦的希望，但随着全球冲突加剧，核战争风险再度上升”。②超级人工智能(ASI)作为潜在拥有类人意识与自主决策能力的技术实体，正被视为可能对人类构成生存性威胁。它不仅具备自我学习、推理与目标构建能力，更可能在某些情形下产生与人类价值系统相冲突的行为选择。一旦其发展方向脱离人类可控范围，或形成自我保护逻辑，其决策结果有可能以人类作为风险对象进行排除或压制。如约书亚·本吉奥所警示，全球范围的AI协调治理迫在眉睫，否则人类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面临两类极端风险：其一是权力集中型滥用，即少数人通过掌控ASI垄断人类命运；其二则是失控型演化，即ASI自主采取行为目标，导致人类生存根基被动摇。③ 人类自诞生以来便不断追求对动物性本能的超越，这一进程在文明社会确立后尤为显著，标志着人类作为精神主体的确立。然而，近代以来的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却催生出一类反向力量，这类力量并不直接威胁人类的物种存续，却持续削弱人类的精神性，将人的存在重新拉回到生物性层面。这类隐性危机最集中的体现，正是卢卡奇所揭示的社会生活全面物化，即人在社会关系中逐步丧失其主体地位，沦为外在机制中的被动单元。卢卡奇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分工的加剧与劳动的机械化，人的能动性逐渐丧失，个体不再是自主的生产者，而沦为经济系统中可替换的功能单元。因此生产主体的分裂不仅仅是指单个工人的主体毁灭，而且也指工人之间的孤立、原子化。④卢卡奇主要从生产过程的角度揭示现代社会中的“物化”现象，与之相对，马尔库塞则关注日常生活领域中人的异化现象。马尔库塞以“单向度人”概念批判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操控机制，认为当代人在物质消费逻辑与技术理性的统治下失去批判性与超越性，由此形成对现存秩序的内在顺从。这种顺从并非出于理性认同，而是主体反抗能力在深层的结构性削弱，是“物化”在精神层面的延伸。无论是卢卡奇所揭示的“物化”，还是马尔库塞提出的“单向度化”，其深层根源皆可追溯至市场经济中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普遍化与道德化。这一原则原本仅适用于资源分配与生产效率，但在现代社会中却逐渐演变为普遍的人生指导原则与社会价值标准。当“经济利益”这一工具性目标被绝对化为人生理想甚至道德信条时，人的生理欲望就会不断被合理化、激发并扩张，其结果是对精神层面的压缩乃至抹杀。人在此情境下虽然生理意义上的存在未受威胁，但其存在已退化为本能性欲求的满足过程，与人类作为精神性存在的本质发生断裂。因此，物化问题不仅是一个社会结构层面的现象，更构成了对人类作为精神性存在的深层威胁。当人的精神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个体的认知整合、情感稳定与存在意义便会出现系统性紊乱，其结果之一便是精神健康水平的整体下降。2020年我国一项流行病学调查显示，15岁以上人口中各类精神疾病(不含痴呆)的加权终生患病率已达16.57％，远高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12.69‰。⑤这一显著上升趋势不仅揭示了社会生活的精神压力正在累积，也提示精神危机可能通过行为失调、社会瓦解等机制，反向影响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构成人类整体存在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