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的产品遍布世界各地，中国的货物贸易规模稳居全球第一之时，“世界历史中国时刻”已经来临。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对世界的经济贡献并没有自动转化为中国精神对世界的影响，反而让一些使用并享受着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的人，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制造着对中国抵触、反对甚至是抹黑，这不仅与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争夺世界的话语权、故意贬低中国贡献的意图与舆论操纵有关，也与“中国精神”在“世界历史中国时刻”的“失语”现状密切相关。这一现状令人不满，但也恰恰催人奋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来看，在物质力量到达之处，精神的力量亦当紧随其后。因此，对于“世界历史中国时刻”的精神自觉，实际上也正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发生。一些“来自中国的思想”(the thought from China)正陆续从不同的思想领域生发出来，“横向超越说”与“万有相通”论、“仁学本体论”、“具体的形而上学”等严肃的哲学理论(参见吴根友，2019年)，已经以汉语的方式清晰地展示出来。而动用中国固有的思想观念来回应当今世界的政治问题、文明冲突问题的尝试也分别以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理论形式，先后从当代中国学术界生发出来。与20世纪90年代“该中国哲学登场”的愿望表达以及“要敢于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的历史呼唤不同(参见吴根友，2024年，第123—151页)，当前中国思想界已经以实际的理论成果展示了中国思想的登场。其中，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后文简称“《天下体系》”)与陈赟的《文明论的历史哲学》，就是两本具有代表性的哲学理论著作。两者分别以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理论形式，在精神层面敏锐地回应了“世界历史中国时刻”的来临，展示这一历史时刻中国学术的精神自觉与理论创新的勇气。 一 世界历史的进程与“中国时刻”的来临 如何看待世界历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类活动历史的描述问题，而是一个带有理论建构性质的哲学问题。稍微具体一点说，这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关乎“人类整体性的生存如何开端”的政治哲学问题。对此宏大的哲学问题，思想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给出了基本回答。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现代资本主义物质与精神生产方式的出现作为世界历史的开端。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它首先是从中世纪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这个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加上世界地理大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代替了中世纪的行会，市场的扩大，蒸汽机和机器引发的工业革命，使得“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第28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同上，第29页)。而为了言说的方便以给出一个历史的分期标志，恩格斯便以意大利的但丁作为“封建的中世纪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同上，第24页)。 实际上，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对于现代史的开端问题有比较立体性的阐述，他借助“现代自然研究”与“古典自然研究”的区分来展开对现代社会开端的描述： 现代的自然研究同整个近代史一样，发端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根据我们当时所遭遇的民族不幸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16世纪，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这个时代是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46页) 在恩格斯看来，这个被称为“近代史”的时代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其具体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而就欧洲社会的内部历史而言，该时期大体上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王权依靠市民摧毁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国家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同上，第846页)第二，现代文学的出现：“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文学，即最初的现代文学；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进入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同上，第846页)第三，世界的界限被打破：“直到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则构成现代大工业的起点。”(同上，第846页)第四，欧洲精神的变化：“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日耳曼语各民族大部分都直截了当地抛弃了它，接受了新教……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开朗的自由思想，越来越深地扎下了根，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同上，第846页) 恩格斯还以热情洋溢的语言歌颂了产生自这个时代的历史巨人，并对其精神特质作了一般性的概括。其一，他们没有市民局限性，均具有冒险精神：“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给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没有市民局限性。相反，这些人物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那种勇于冒险的时代特征。”(同上，第847页)其二，他们都是伟大的实践家，投身于时代的运动中：“他们几乎全都置身于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意气风发，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有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他们具有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二流或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同上，第8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