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哲学”是近来学界的热词。赞成者认为，这个提法凸显了汉语生活世界对于塑造一种独特哲学形态的重要意义，将为哲学与汉语赋予全新意义，足可成为“中国哲学”一名的替代者。①更有论者强调：“汉语哲学的提出，是汉语学界学术自主和学术自觉的重要表征。”(傅永军，第91页) 笔者赞成提高学术自主意识，但同时认为，当今汉语哲学探讨应以澄清概念为首务，以“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威廉·奥卡姆语)为原则。在笔者看来，比之“中国哲学”尤其是“现代中国哲学”，“汉语哲学”的提法需要在西语翻译、内涵界定、对哲学与生活世界关系等多层面问题上作出澄清。否则，这个名称就很难获得解惑的力量，而很可能沦为一个冗余语词。 一、如何在英语翻译中区别“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 在“中国哲学”之外提出“汉语哲学”的名称，最初会在英语翻译方面遇到极大困难。 孙向晨在《“汉语哲学”论纲：本源思想、论域与方法》(以下简称《“汉语哲学”论纲》)中提到，“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英译都是Chinese Philosophy，进而指出：“在汉语中明确的不同意思，在英语中却变成了同一个概念，英语理解中的这种‘歧义’正反映了‘汉语’本身的独特性”。(孙向晨，2021年b，第173页)这显然是说，“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在汉语中的区别是不可翻译的，但笔者认为更可能的解释是，相关论者并未在两者之间建立足够清晰的概念区别。为避免这个麻烦，孙向晨建议用doing philosophy in Chinese来翻译“汉语哲学”。他说这个表达式旨在强调，凡用汉语写作的哲学文本都属于汉语哲学。(参见同上)但他随后在谈到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时却说：“尽管他的著作都是由法语写成，但在笔者看来，依然可算是‘汉语哲学’的工作。”(孙向晨，2021年b，第174页)这似乎与其对“汉语写作”(doing philosophy in Chinese)的强调并不一致。 此外，使用doing philosophy in Chinese还会碰到以下两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 第一，doing philosophy in Chinese暗含“哲学在中国”(philosophy in China)的意涵，它触及令中国哲学界长期深感困扰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第二，应该如何界定doing philosophy in Chinese中的Chinese的使用范围呢？有学者认为它仅指现代汉语，但孙向晨等更多学者认为它也包含古代汉语。如是后者，它是否也包括韩水法在《汉语哲学的使命——特征、境况与前景》(以下简称《汉语哲学的使命》)中提到的那些曾以汉语为文献语言的“古代的日本哲学、朝鲜哲学和越南哲学”呢？(韩水法，第13页)——这个困难在以往使用“中国哲学”名称时完全不存在。 相形之下，“中国哲学”名称显示了其优越性，因为其英译Chinese Philosophy同时涵括“中文或汉语哲学”的意思，天然屏蔽了把“中国哲学”窄化为“仅仅与汉语有关的哲学”的可能。 二、从逻辑的观点看“汉语哲学”的冗余特性 “汉语哲学”若要成为“中国哲学”的替代词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它应包含一些“中国哲学”在逻辑上不能兼容的积极内涵；其二，它应能解决或绕过“中国哲学”难以回避的理论困难。但在这两点上，“汉语哲学”提法鲜有建树。 (一)“汉语哲学”是否包含“中国哲学”在逻辑上不能兼容的东西 韩水法在《汉语哲学的使命》等文中对“汉语哲学”的特性进行概括，要点包括：其一，“汉语哲学首先是指用汉语作为思维和表达工具的哲学活动”(同上，第12页)；其二，“传统的汉语哲学就是一般所谓的中国哲学。由于语言和文明的近缘关系，它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包括古代的日本哲学、朝鲜哲学和越南哲学”(韩水法，第13页)；其三，“对汉语的语言哲学研究”(同上)；其四，“哲学的汉语翻译，这是汉语哲学在现代转向中无可回避的一项宏大工作”(同上)；等等。但是，被归入“汉语哲学”名下的这些要点是不是“中国哲学”尤其是“现代中国哲学”在逻辑上必然不能涵盖的？譬如，“中国哲学”是否在逻辑上注定不会关注“用汉语作为思维和表达工具的哲学活动”？注定不会容纳“对汉语的语言哲学研究”？注定不包含“哲学的汉语翻译”？显然，这几个要素与现行“中国哲学”尤其是“现代中国哲学”的提法并非方枘圆凿，不可兼容。 类似的问题在其他文章中也广泛存在。孙向晨在《“汉语哲学”论纲》中提出“汉语哲学”不同于“中国哲学”的几个“范式含义”。其一，“汉语哲学”是不限于研究中国历史上各种学派的“哲学创造的工作”(孙向晨，2021年b，第157页)；其二，“汉语哲学”的哲学研究是“以‘汉语世界’为基础的”(同上)；其三，“汉语哲学”是“以‘迂回西方’的方式‘反观’自身，强调中西思想之间的‘本源性差异’”(同上)；其四，“汉语哲学”具有开放性。(参见同上)然而，这几点范式含义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它们不能适用于在中西古今碰撞融合中产生的“现代中国哲学”？由此而来的问题是，既然已有“不限于研究中国历史上各种学派”“以‘迂回西方’的方式反观自身、强调中西思想之间的‘本源性差异’”(孙向晨，2021年b，第157页)的“现代中国哲学”，有何必要提出那个可能带来更多歧义和麻烦的“汉语哲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