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阳明及其开创的阳明心学在儒家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中评判曰:“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①不难看出,“良知人人现在”,“良知现在”“见在良知”(按:古代汉语中“见”通“现”,故“良知现在”即“良知见在”“见在良知”)成为黄宗羲理解中阳明“指点出”的核心概念和根本思想,亦是评判阳明心学在儒家“学脉”中“为往圣继绝学”的关键。而作为阳明弟子的王畿亦曾有云:“先师提出良知二字,正指见在而言。见在良知与圣人未尝不同,所不同者,能致与不能致耳。”②依王畿之见,阳明提出良知的目的和意义即在于对“见在”的肯定与强调,“见在”为阳明良知概念及思想的根本所在,见在良知乃阳明心学的标志命题。综合黄宗羲和王畿的代表性论述,可知见在良知构成阳明哲学的根核性观点,是研究阳明心学不可回避的论题。不过,就学界主要研究成果及现状来看,以见在良知为主题的讨论基本在阳明后学的范围中展开,作为开创者的阳明,往往只被作为背景而附带论及;同时,就阳明哲学的研究来说,见在良知也未被视为重要论说而得以作专门考察。这样的现状显然与黄宗羲、王畿所述观点及判定不相应,也说明相关研究还存在推进的空间与必要。本文之作,即紧扣相关文献及问题意识,对阳明见在良知说作具体考察,揭示该说的内涵义理及精神宗旨,期望能够丰富并推进阳明心学的研究。 一 见在良知由“见在”与“良知”组合而成,故有必要先讨论见在,再结合良知揭示这一范畴的基本内涵。阳明有云: 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③ 仔细体贴阳明此处的论述及语意,可以看出“见在”一词具有如下内涵:第一,与“过去未来”相对,“见在”首先是一时间性范畴,即现在、当下。第二,基于时间性的现在、当下,见在在理论内涵上又可延伸为“现实”“经验”“具体”等内容。第三,“此心常见在”,在语义上可以理解为“此心常存在”。④关联着时间性的现在、当下,以及现实、具体等引申性内容,“此心常见在”即可诠释为“此心”是当下、现在的经验、现实、具体存在。对应良知本体而成的良知见在,即以“良知的当下存在、现实存在、即时存在”⑤为基本义涵。第四,相对于过去、未来,阳明认为只有见在、当下的具体、现实之“心”才有意义,过去、未来之心的提法和观念不能成立,即所谓“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传习录下》载: 或问“至诚”、“前知”。先生曰:“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实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动处就是几,诚、神、几曰圣人。圣人不贵前知。祸福之来,虽圣人有所不免。圣人只是知几,遇变而通耳。良知无前后,只知得见在的几,便是一了百了。若有个‘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趋避利害的意。邵子必于前知,终是利害心未尽处。”⑥ 紧扣讨论主题,这里的“良知无前后,只知得见在的几”可以从三方面加以理解:首先,表明良知本体超越前后继断的经验时间,良知可谓“恒照者”⑦,是超越的形上本体;其次,就“恒照”的超越性本质来说,良知本体也可以永远处于当下、现在,见在构成良知本体“唯一”的时间维度⑧;再次,见在既体现良知本体的超越性,又显示良知本体的当下性,良知本体当下而超越,超越而当下。要之,基于见在的时间性所呈现出来的双重维度,见在良知指良知本体“既是形上存在又是当下存在,既是超越存在又是现实存在”⑨。就问题意识来说,“见在”一词的提出和强调,在于凸显良知心体的当下性、现在性、具体性。论及心体良知,本就“指见在而言”,不存在过去、未来“抽象”想象的心体良知,只有见在当下、具体现实的良知,心体良知唯有在当下见在中存在呈现。 如果说上文的分析是基于“见在”一词所蕴含的时间性意涵揭示阳明见在良知在思想上的基本要义,接下来的文献中则引出“各随分限所及”的“分限”问题,且将阳明见在良知说的讨论引向更深刻的层面。《传习录下》载: 先生曰:“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他了。”⑩ 就这里所述来看,“各随分限所及”中的“分限”,不仅与良知见在相关联,甚至可以说构成考察这一命题的关键内容。不过,在正式讨论分限所及与见在良知的义理关系前,先来看阳明对分限的基本理解。《传习录下》载: 问:“孟子‘巧力圣智’之说,朱子云:‘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何如?”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实非两事。巧亦只在用力处,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马箭,一能远箭;他射得到,俱谓之力,中处俱可谓之巧。但步不能马,马不能远,各有所长,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