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荀子的“情性建构主义”——兼论“性恶道善”较之“性恶心善”更合荀学大义》这篇文章里，据新世纪以来西方新兴的“建构性情感主义”(constructive sentimentalism)，笔者曾试图将荀子思想定位为一种东方式的“情性建构主义”(qing-xing constructivism)①，由此可以介入当今“全球哲学”的建设之中。比较来说，与孟子顺势趋成的内在化“心理建构主义”不同，荀子是逆势建成的外在化“社会建构主义”，这不是源自罗尔斯阐释康德那种理性化的“道德建构主义”。从海外到港台诸多荀子研究者都更倾向于使用这种道德建构思路来定位荀子伦理，反对者则认定荀子仍为道德实在论者，②只不过不同于孟子那种主流类型的“道德实在论”。 笔者始终认为，荀子的“情性建构主义”具有如下的架构：“失于欲”—“悖于情”—“反于性”，但这只是静态的结构分析，更需要动态的转化解析。那么，从欲到情、从情到性，到底是如何得以“道德转化”(moral transformation)的呢？那就关乎所谓的“道德塑成”(moral shaping)，须要详述荀子“情性建构主义”的动力构成。但无论在静态还是动态的意义上，荀子皆可返本而翻新为当今全球哲学的新思之一。本文就接着上文的思路来继续加以考察，荀子思想对于人类的道德塑成具有何种意义。 一、理性化与情感化之争：何种意义上的“儒家建构主义”？[见英文版第36页，下同] 在海外以英文写作为主的汉学界，关于荀子当前最重要的论争之一，就在于荀子伦理学到底是“道德建构主义”(moral constructivism)还是“道德实在论”(moral realism)？其后，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柯蒂斯·海根(Kurtis G.Hagen)在2007年出版的《荀子哲学：一种建构》当中提出了一种较为系统的“积极的‘建构主义’的阐释”思路③，并把这种解释更广义地称为“儒家建构主义”(Confucian constructivism)，理由在于，“它强调了人类的人为(结构)乃是出于建构性的目的，亦即有利于社会和谐”④，这也就是陈大齐所谓的“人为主义”，这个词被海根译为“artificialism”。对于儒家建构主义而言，“建构主义者致力于去建构性的社会建构物(constructive social constructs)，亦即制造出生产性的人为物(productive artifice)”⑤。 海根的儒家建构主义所直接针对的就是实在论，或者说道德建构主义本身就是反道德实在论的，由此出发，可以区分出汉学家阐释荀子的两个思想阵营。在《荀子哲学》这本专著当中，海根一方面将艾文贺(Philip J.Ivanhoe)、孟旦(Donald J.Munro)、陈汉生(Chad Hansen)、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倪德卫(David S.Nivison)等皆列为实在论之列；另一方面，在后来的论述中又把安乐哲(Roger T.Ames)、柯雄文(Antonio S.Cua)、李耶理(Lee H.Yearley)、南乐山(Robert C.Neville)等都列为建构论之同道。海根认为，尽管安乐哲并没有详论过荀子，但他对中国早期思想的总体看法与自己是一致的，大概指的是安乐哲对待儒学的“实用主义”的基本态度；李耶理在1980年有一篇《荀子论心：儒家统合的尝试》也提出了荀子具有类似建构主义的立场⑥：研究荀子甚为深入的柯雄文的观点与海根亦有互通之处；另外，波士顿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南乐山与海根也有很多思想共鸣的地方，特别是在对待礼仪的诸多方面。⑦经过比较可以看到，儒家建构主义的系统化论述仍属初步阶段，持实在论的荀子阐释还是占主流的，但是也并非如海根归类的那般绝对，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关系，其实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态。 倪德卫被海根认定为归属于道德实在论，但他在阐发荀子时却并没有诉诸实在论，反而接受了“历史主义”的视角，譬如他认为：“传统道德的秩序是怎么开始的？荀子确实暗示了答案，它也是渐进主义的；在《性恶》中，我们发现，荀子把礼义说成是长时间逐渐累积的结果。”⑧这就意味着，道德乃是历史积淀而成的，但这种历史观与实在论难以相融。当今学人刘纪璐通过对荀子“善”“道”“类”的解析，认定海根彻底误读了荀子，反而认为荀子其实彻底承袭了孔子的道德实在论。在结论部分她又对孟荀进行了比照：“荀子与孟子一样是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只是孟子比较理想主义，从性善出发，带出以道德情感来重建社会秩序的希望，而荀子则是切实的实用主义，从性恶出发，强调以礼义师化来建构社会的秩序以及个人的道德行为。前者属于道德情感论，后者属于道德理性论。但是孟荀二子对道德的实在性、规范的独立性，以及价值的客观性，都是深信不疑的。如果说因为荀子强调圣王君子对文明社会的建构，便把他的理论诠释为建构论，那么整个儒学对礼法学制的重视，就都是‘建构’之论了。但是‘建构(construction)’不同于‘建构论(constructivism)’，前者是强调文明社会的基础需要人为的努力(荀子的‘伪’)，后者则是一种反道德实在论。把荀子的建构说解作道德建构论并进而引申为反道德实在论，真是对他的大大误解。”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