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从精神突破视阈思考历史与超越问题 天人和古今是中国思想最为核心的问题。司马迁《报任安书》自述撰作《史记》宗旨时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任何能够成一家之言的学者，都必须回答天人和古今的问题。毕竟，此二者是内在于人性之中并对人性具有定义性特征的根本性问题，每个人在其生活中都无法回避，而且还必须以投身于整个人生作为回应方式。在现代智识语境中，天人被表述为超越性，古今则被符号化为历史性。在主流观念看来，历史与超越是彼此对立的两极。超越性被关联于非时间和非历史的绝对，绝对则不受历史及其变化的影响，而以永恒不变为其特征；与此相反，历史则意味着时间与变化，以及与变化过程关联的相对、有限。这一观念背后的预设是，超越性必须以超越者为前提，而超越者则是绝对者，绝对者自身无法从时间和历史角度加以理解，否则将会出现“没有超越者的超越”——这往往被人视为因超越者缺席而造成对超越的虚拟和僭越。只要将超越理解为朝向永恒的绝对者的运动，那么，超越与历史的对峙便不可避免：在历史意识升起的地方，超越性不再可能；而在超越性运动展开的地方，时间与历史意识则消失了，或者说被跨越了。上述流行的而且极具影响力的观念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历史的不超越，超越的不历史。 这种主流观念暗示了无法给出超越问题的历史性刻画，即超越性既不存在开端的问题，也没有终结的问题，而是如同绝对者那样自身就是由非历史性的永恒界定的。如果超越性由绝对者界定，那么，它就具有一种可以与人无关的特性，类似于对象化的客体事物，这就将超越性的问题转向超越者的问题，并将超越性视为超越者——绝对者——的存在方式。问题在于，如果存在着这样的与绝对者等义的超越性，那么，它就只是绝对者的存在样式，既不需要在与人的关系中展示自己，也无法在人的经验中给出。一旦将超越的意识和言说重新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那么，我们所说的超越(无论是超越自身，还是超越者与超越性)便不再是在其自身之本然，而是超越的经验，这一经验必然将超越问题限定在人与超越的关系上。从此出发，后退一步，即便将超越限定绝对者那里，所能言说的也只是人与之的关系，而非其本然的存在。如果将人之朝向绝对者的运动视为超越性，那么这种超越性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则有其历史性；也就是说，并非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就处在这种存在方式之中，甚至将超越性限定为人之视为朝向绝对者的运动，在人类意识和经验的历史长河中，也不过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在一种非独断论的批判哲学视阈中，通过绝对者(绝对者可能被作为超越者)而界定的超越性在一切体验和表达之外，它并非言说的恰当对象；故而，我们把超越性问题表述为超越性体验或超越性意识的问题，即通过意识体验显现的超越性及其符号表达问题，外在于意识体验及其符号表达的超越性本身，超出了人类把握与表达的能力范围，则应当被悬置。 以此为前提，我们就可以思考超越与历史在人类意识中的起源问题，通过起源问题则可以更好地把握超越性和历史性及其关系的问题。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The Axial Age)理论和沃格林的“天下时代”(The Ecumenic Age)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内蕴着超越性意识和历史性意识在人类历史中的成立问题；而且，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即超越性意识和历史性意识通过精神突破同时诞生和共生。这就指引我们解开超越性与绝对者之间的给定捆绑，从而思考超越性的另类图景，并且，以此为视阈，对超越与历史及其关系可能获得新的理解。 一、贯通“轴心时代”和“天下时代”的精神突破 1949年，雅斯贝尔斯出版《历史的起源和目标》，提出其“轴心时代”理论。该理论的核心之一是超越性意识在“轴心时代”的诞生。人类普遍历史的“轴心时代”，被限定在公元前800—前200年之间的六百年，在中国、印度与古希腊，平行性地发生了对于理解世界历史具有规范性意义的精神突破，该突破为理解统一的人类历史提供了元尺度②。因而，轴心时代比“开端的秘密与古文明产生的问题”更具深度，“成为其后全部人类精神的历史基础”③，“将所有人从精神上席卷进来”④。 1974年，埃里克·沃格林出版了其《秩序与历史》的第四卷《天下时代》，再次对“轴心时代”理论进行了检讨。在他看来，“轴心时代”是现代思想家的符号化表达方式，当时的行为主体对此并无意识；并且，那些在年代上平行的事件无法完全被归入一条时间路线，更无法从内在主义的世间现象来讨论。但沃格林并没有放弃精神突破的概念，而是强调它作为一种现象多次发生、绵延千载，本质上是一个开放过程。这意味着，在所谓“轴心时代”的之前和之后，都存在着精神突破的可能性，因而单凭它无法界定作为人类普遍历史得以奠基的新纪元。然而，当精神突破与帝国征服、历史编纂形成三元组构时，这一普遍历史的新纪元才得以出现，这个新纪元被他定义为“天下时代”，即普遍秩序在其中奠基的时代。 “天下时代”与“轴心时代”在其发生的时间和地区上，有着显著的差异。但这并非我们关切的重点。精神突破、帝国征服、历史编纂被沃格林视为“一个由在分化和符号化过程中产生的经验构成的单元。这个过程，就其个人、社会和历史的维度而言，就是我所说的天下时代”⑤。精神突破对应于意识中的个人层面，它关联于人性意识的居间性结构；帝国征服对应于社会层面，它敞开了开放的天下空间；历史编纂构成意识之历史层面，关联于在时间上向过去和未来的开放。这三个层面作为不同经验单元而获得的洞见，本身便是实在运动的一部分。人们对实在的经验、解释和符号化表达，就是实在自身之展开。“在天下时代，实在的过程被发现为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开放的领域，而处在终末论张力中的人的生存则是该领域的意识核心。”⑥帝国征服构成精神突破的社会学背景：一方面它摧毁了原有的封建的、部族化的具体社会以及与之相关的将个人与具体社会捆绑起来的集体主义生存形式，另一方面又无法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天下社会，这就以否定的方式使得个人在具体社会中的归属成为疑难，从而引出了精神突破(其实质是个人的自我确证从具体社会转向内在心性——精神)和历史编纂(其实质跳出乃至逃离当代社会而向过去与未来的历史意识开放)的必要性。帝国征服组建了一个去精神化的政治秩序，从而使得权力与精神的分化成为可能，但这同时也导致了政治体及其统治的“去神化”运动，原先具有神性光环的统治者现在成了世俗的人君或人主；与此相应，个人不得不以弃世化，至少与政治社会保持距离的方式去进行精神化的自我确证。个人层次上展开的精神突破，则使得“超越于部落与民族层次之上的人性”成为可能，“自从天下时代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普世人性(ecumenic humanity)，这连同其所有复杂含义，作为一种千年常态，一直延续到现代西方文明之中”⑦。历史编纂作为历史中的人与社会对其过去所做的自我阐释，则给出了建制化的历史意识，它使得人类的目光超出了当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