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种视角：镜子与功夫 形上学，尤其是其中的本体论部分，从亚里士多德以来长期被看作“第一哲学”(first philosophy)，因为它探讨的是终极实在，是所有哲学观念和其他学科的基础。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界广泛质疑形上学的第一性，呈现了从前现代的形上体系建构走向解构，走向以实践或生活本身为原初出发点的趋向。有意思的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却依然将本体论奉作“第一哲学”，本体论的建构在当代中国哲学圈长盛不衰。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到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从唐力权的“场有论”和罗嘉昌、罗思文(Henry Rosemont，Jr.)、安乐哲(Roger T.Ames)的“关系”本体论到陈来的“仁”本体论、杨国荣的“事”本体论等，各种本体理论纷至迭出。连否定传统本体论的李泽厚，也给他的理论冠以“本体”一词，如“情本体”“历史本体”，然后再声明，他所谓的“‘情本体’即无本体”[1]187。黄玉顺的“生活儒学”呼吁“回归生活的本源”，但其主要精力也放在了构建作为存在本身的生存体验和境域的本体论上。近年来，从《易传》“生生之谓易”那里引申出来的“生生论”更是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一大热点。 许多学者强调，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谓的“本体”与西方哲学中被翻译为“本体论”的ontology不同。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所说的ontology是抽象的being，是把一切具体性和变化剔除以后的纯“是”“在”“有”；而中国哲学里所谓的本体是“本根”“根源”“根本”的意思，它的主流是“生生”变易和关系/间性的实在论。但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对最基本的存有或实在世界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属于形上学，都是关于“最终实在”的学问。而且中国传统哲学中不乏将本体理解为与“用”相对的“体”的说法。“体”字意味着“身”，故本体也可以指事物之“本身”或“真身”。因此它们的不同并非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而是对同一个论题使用了不同的概念框架，不同的理解方式，从而导向了不同的结论。可以认为中文里的“本体”是比西方语言里的being更为宽泛的概念，而不是与之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概念。中文“本体”不像being那样纯粹地指向存在之为存在本身，但也正因此，它更接近具体的实际存在。中文里的“体”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在“本体”这个概念框架下面，既可以容纳中国传统的非实体性的“关系”“场域”“间性”“易”，也可以容纳实体性的being。有人认为把西方的ontology翻译为“本体论”是个不幸的错误，但其实也可以认为这个翻译有一个好处，即它可以把中、西传统思想中有关“最终实在”的观念放在同一个论域下对比和讨论。 中西哲学传统对“本体”或“最终实在”的理解在总体倾向上的不同，与它们各自在思维方式上的特点密切相关。西方哲学传统习惯于概念思维，重理性概念的分析推理。这种思维方式自然地导向注重个体的独立性。笛卡尔之陷入二元论困境，休谟之陷入缺失“黏合剂”的碎片宇宙，都与他们分析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2]109-111中国哲学传统侧重于“象”思维(王树人、赵汀阳、张祥龙)、直觉思维(梁漱溟等)、场域/关系/间性思维(唐力权、安乐哲、商戈令等)，重整体直观和内在体验，借助于比喻、寓言等方式启发人的智慧。这种思维方式自然地导向注重个体在整体中和变化中的地位。中国哲学虽然也运用分析方法，区分心身、体用、阴阳等等，但在整体思维方式中，它们是“一”中之“多”。是同一个实在的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方面。所以，对“本体”或“终极实在”究竟是什么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探讨这类问题时所采取的思维方式。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除了观点和思维方式之外，还有一个“视角”的层面。对同一个本体论的观点或同一个思维方式，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得出不同的评价。如维特根斯坦著名的鸭兔图所显示的，由于视角的不同，在同一幅图像中，有的人看到的是鸭子，有的人看到的是兔子，这说明人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通过某种看待事物的视角过滤的。[3]194-195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人们常常提到，西方传统的总体视角倾向是“求知”，是希望像“镜子”一样反映客观实在；中国传统的总体视角倾向是“求道”，是希望寻找改善人生的途径。按照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和徐复观的概括，西方哲学的传统源自古希腊的好奇，其追求的目标是客观知识；而中国哲学起源于周初的忧患意识，其核心关注是生活之“道”。[4]197-211、[5]20-22牟宗三还区分了与上述好奇意识和忧患意识相应的两种不同的“领导观念”和形上学：一种是西方哲学重点关心的“自然”(或“外在的对象”)及由此而来的“实有形态的形上学”(metaphysics in the line of being)，另一种是中国文化所关心的“生命”及由此而来的“境界形态的形上学”(metaphysics in the line of vision)。[6]11、①冯友兰也指出：“按照中国哲学传统的看法，它的作用不是增进肯定性的知识(我所谓的肯定性知识指的是关于事实的信息)，而是心的提升——让心延伸到超出当下此在世界和追求比道德价值更高的价值。”[7]5李泽厚在谈论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互补观念时说：“作为实用理性的‘阴阳互补’范畴，主要不在如何叙说、解释客观事物或世界，而更在如何处理、调节人群社会、生活活动以及个体身心，以维持和延续生活、生命和生存。”[1]29陈来在谈到西方哲学19世纪以后朝着生活实际转向时也指出：“儒家正是一贯重视生活、生命、生生，而不离日用生活去追求思辨，不离开历史文化去追求思辨。仁学本来就是以生活为基础，以生命为关注点，始终不离开日用生活的思想体系。”[8]392“因此，如果世界哲学在后现代转向尘世世界的生活性，那正是合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传统的。”[8]3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