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论是哲学元问题之一，在中西哲学史上有丰富表现。19世纪40年代前后，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主义及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等的批判转向唯物主义，探索建立新世界观，确立对“物”的科学理解，进而形成了“新唯物论”。20世纪40年代前后，张岱年怀抱学术救国理想，寻求“有变革现实之力量的哲学”①，受兄长张申府等影响，他较早立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继而创发出更加契合时代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唯物论”。从马克思到张岱年，两种“新唯物论”具有共同义旨，更存在转化发展之处。对此论题，学界关注甚少。②分析比较这两种“新唯物论”及其问题、观点和方法，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过程，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一、中西哲学史上对“物”的探求及其特点 “物”的问题堪称哲学的元问题。海德格尔指出：“对物之物性的解释贯穿了西方思想的全过程。”③就西方哲学而言，从泰勒斯提出“水本原说”，到后来形形色色的物本原说，如“火本原说”“气本原说”“原子论”等，根本上是对自然万物的终极追问。普罗泰戈拉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将物的问题归诸人，突出万事万物的规定性在于人的主体地位及共同属性。相较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对“物”的把握表现出明显的思想转进，即“自然物”的根源被抽象为“观念物”，建构出“共相”与“分有”的关系。亚里士多德侧重对物质实体进行原因说明，阐发了著名的“四因说”。从古希腊到希腊化时期，作为物论的重要见解之一，肇始于德谟克利特的西方原子论具有不可取代的理论作用。漫长的中世纪，服务于宗教神学的柏拉图主义抑或亚里士多德主义，被用来说明上帝创造和安排世间万物的合理性，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事物导向神化或神圣化。质言之，物性及人性被神性笼罩。 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是一场发现“人”(理性)的运动，更是“物”的(感性)彰显的运动。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及大工业的进步，宗教神学的至高无上地位逐渐瓦解。培根明确提出要清除“四假相”，奠定关于物的经验和知识的确定性。弘扬人的理性进步成为西方近现代的思想主题，如笛卡尔标举“我思”的主体性作用，“物”作为存在必须关联于“我思”；贝克莱则强调“我”的感知之于“物”的存在的第一性。在近代哲学家们热情高涨地建构关于物的知识大厦之际，这座大厦的地基是否牢固即知识的普遍性何以可能的问题被提出来。休谟以彻底怀疑论唤醒近代以来“独断论的迷梦”。 问题在于，物的规律性被突出，以至滑向机械唯物主义；人的主体性被强调，导致不同形式的唯心主义。康德划分“现象界”与“物自体”，致力于解决人的认识与物的规律的关系问题，然而走向了一种新的二元论，“物”重新被形而上学化。黑格尔讲“实体即主体”的绝对精神运动法则，试图弥合人与物之间的裂缝，展现出辩证法原则，但是物的感性被抹杀，人的劳动被抽象化，最终陷入一种封闭的理性逻辑。总体而言，从古希腊哲学到黑格尔主义，西方哲学传统更注重知识论意义上的“物”。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道、气与物的关系、心物关系及理气关系等多有论述。以老子为代表的先秦道家，较关注探求“物”的运动之道，老子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德经·第二十一章》)这是指明“物”的最高意义即“道”；反言之，“道”作为最高意义的“物”，可以表现为某个东西，但从根本上说它不是具体事物。对于这一最高意义的“物”，以下论述更加重要：“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这段话揭示“道”作为“物”的最高表现，实质上具体展开为“道”与物(“天”“地”)及“人”的关系，从而指认出老子思想的核心精神，即自然成就万物、万物因循自然。 相较于道家，儒家遵从并敬畏天地万物及其运动变化，致力于实现《周易·系辞》“曲成万物而不遗”的理念。④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在此基础上，后继者措意于在物我关系或心物关系中阐发仁义之道，如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在他而言，仁德上达于天道，下贯于性命，只有挺立仁义道德主体，天地万物才有伦理存在的意义。《中庸》讲“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这就是说，“成己成物”理应是“物”“我”双彰，其核心举措在于使仁智之德真诚恻怛地实现。君子贵诚，不诚无物，这里的“物”应该理解为“事”。 在天人交互视域中铸就成己成物之道，是先秦儒道两家共同的思想旨趣。相较而言，同样是探求“物”之“道”，道家偏重以“气”释“物”，儒家偏重以“事”解“物”。正因如此，儒家经典的格物致知论成为传统为人为学的津梁。 二、马克思“新唯物论”的思想演进及变革意义 从马克思自身思想来看，1837年前后，他主要从事法学、哲学等研究，受到青年黑格尔派如布鲁诺·鲍威尔等的较大影响。从1839年至1841年，他的博士论文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处理“原子物”的问题，指出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的不同在于能够在直线运动基础上提出“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即原子运动并非纯粹是一种给定的必然性存在，而是具有“打破命运的束缚”的自由可能。⑤如此，马克思实际上洞见了必然性与能动性的统一，从理论上摸索到进一步探索黑格尔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形成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某种对话，以至能够强调哲学(思维)与世界(存在)、人与物(自然)的统一性，提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就是哲学的世界化的著名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