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的基本处境中，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就不能不进入西方哲学的区域并与之形成决定性的比照。本文的比照之所以要以“有”“无”“变易”作为论题，是因为该组论题在中西哲学的开端性时刻(所谓“轴心期”)就本质重要地出现了，尽管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出现的。因此，深入地考察这组论题，无论对于把握中西哲学之全然不同的开端性决断来说，还是对于理解中西哲学之道分两途的历史性行程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这种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在于：“有”“无”“变易”的主题，恰恰居于中西哲学鼎定其基本建制的关节点上，因此，它们的出现、形成及勾连方式，就尤为切近地反映出中西哲学在基本建制上的分道扬镳与终成定局。如果说，我们在《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一著中，是根据哲学的基本建制来分辨两者之决定性差别的，那么，本文所作的探讨就既是由这一根本差别而来的具体化，又是通过这种具体化来对此形成进一步的检验与论证，也就是说，使已经得到的结论在由之而来的各种专题探讨中经历其不可避免的多方考验。 一、从黑格尔的思辨推理看西方哲学的“有”“无”“变异” “有”“无”“变易”这组术语在西方哲学的开端处和整个发展进程中，曾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而这组术语依范畴性质来定向的关联方式，则在黑格尔那里得到最充分的哲学表达。这不仅是因为“有”“无”“变易”在《逻辑学》中出现为第一组关联概念，而且是因为黑格尔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者，在将这一哲学-形而上学之完成了的本质和盘托出的同时，也将居于这一本质之中的“有”“无”“变易”的概念及概念关联深刻地道说出来了。这一道说是就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作出全体通观的思辨总结——在此范围内，这一关于“有”“无”“变易”的道说是具有原则高度的。因此，本文的探讨从黑格尔的相关论述开始是合适的，它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参照点，为我们的批判性分析提供起始的指引。 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中，我们所要探讨的那组术语出现为概念(范畴)式的“三一体”，它们是：有(在、存在，Sein)、无(不在、非存在，Nichts)、变易(生成、形成，Werden)。由于它们是通过思辨推理而得到把握的“三一体”，所以这组概念便可以简明地写成：有-无-变易。黑格尔说，逻辑学的开端之所以从“有”或“纯有”开始，是因为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也不能是得到进一步规定的东西，而“有”恰恰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规定，或可说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规定性。“这里我们所有的无规定性的思想乃是一种直接性，不是经过中介的无规定性；不是一切规定性的扬弃，而是无规定性的直接性，先于一切规定性的无规定性，最原始的无规定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黑格尔，1980年，第190页)但是这样一来，“有”这个概念便立即向它的对方(对立概念)过渡：“有”的对方，直接地说来就是“无”。由于“有”或“纯有”乃是纯粹的抽象，并且作为这种抽象乃是纯粹的否定、纯粹的无规定性，所以它是一个“不可言说之物”；并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即是无。如果说“有”乃是纯粹的无规定性和完全的空，那么，“无”恰恰正是同样的东西：“无、纯无；无是与它自身单纯的同一，是完全的空，没有规定，没有内容，在它自身中并没有区别。”(黑格尔，1966年，第69页)因此，就像在“有”中没有什么可以直观、可以思维的一样，在“无”中也不可能有所直观有所思维——两者是同样的空虚。于是，黑格尔得出了他的著名论断：“纯有与纯无是同一的东西”(同上，第70页)；或者，“有即是无”(黑格尔，1980年，第195页)。 这样的说法，若从知性的或理智的观点来看，简直就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对于思辨推理来说，有与无的彼此过渡，却并不停留于两者间的简单同一，而是在彼此的相互让渡中联接并跃迁至更高的概念(第三范畴)，从而扬弃有与无的外在对立而使之成为对立面的统一。这个更高的概念乃是“变易”：“因此‘有’与‘无’的真理就是两者的统一。这种统一就是变易(Das Werden)。”(黑格尔，1980年，第195页)在变易中，有与无都直接消失于它的对方，也就是说，被扬弃为“变易”本身的两个环节了。在这里，真理既不是有，也不是无，而是“无中之有”或“有中之无”，是一方直接消失于另一方之中的运动，即变易。(参见同上)黑格尔举例说，人人都有变易的表象；但若对这个表象加以分析，它就不仅包含“有”的规定，而且同时也包含“无”的规定——这两种相反的规定在变易这一表象中是不可分离的。(同上，第197页)因此，变易不是别的，变易是：有-无。 这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如果说，西方哲学有其决定性的开端，并由此开端而经历其辽远壮阔的发展，那么，在黑格尔看来，这个有与无的统一，作为“最初的真理”，乃是“一次便永远奠定了的”，并因而构成一切后来东西的环节，就像“有-无-变易”在《逻辑学》中构成一切后来范畴之推演的基点一样。在这一开端性的“三一体”中，变易乃是“第一个真正的思想范畴”，因为它是“第一个具体的思想范畴”(同上，第198-199页)；对于“变易”这个具体的思想范畴来说，有与无只是“空虚的抽象”，并且停滞在它们彼此间的外在对立中。 对于本文的主题来说，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启示，尽管它还只能充当一个引导研究有以开展的起步之处。在这个起步之处，我们看到，有、无、变易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范畴之思辨推理的方式——勾连起来：有即无，有-无即变易。然而，即使撇开思辨推理这种特定的方式(就像黑格尔在谈到变易表象时所说的那样)，这里给出的有意义的提示是：真正说来，我们不能离开有来谈论无，也不能离开无来谈论有；我们尤其不能离开变易来谈论有和无。这种初步提示之所以对于我们的研究主题来说可以适用，是因为它作为一种思想史意义上的提示，事实上出自形而上学在西方成为定局之前：对于黑格尔所引证的爱利亚学派以及赫拉克利特来说，这里的有、无、变易恰恰不是依循概念、范畴以及思辨推理来得到思考的。但是，由于黑格尔站在绝对观念论的立场上，所以他能够断言逻辑的理念与历史事物的一致，并声称哲学史就是哲学本身。于是，就像爱利亚学派代表着“有”与“无”的背驰和对立一样，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就相当于“变易”这个阶段的逻辑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