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形态是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空间样态，其变化和发展与空间生产的历史演进相一致。空间生产的性质和范围规定了空间形态的基本尺度。资本主义在20世纪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逻辑转变，表现为资本对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进行空间殖民。尤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通过推进城市化与向消费社会转型，有意识地将空间纳入资本积累的逻辑之中，加速了资本的空间转移与空间生产方式建构。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对空间的自觉整合与建构，逐渐将其打造成为延续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支撑。自此，现代资本主义自身的逻辑从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其转变的结果便是资本逻辑与空间逻辑耦合成整体逻辑，建构起现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统治，这也是20世纪资本主义幸存的重要原因。随着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关注到从地方政治到国家乃至全球的尺度问题，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和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等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初步探讨空间尺度的生产问题。①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空间形态在各个空间尺度上的动态变化，使之呈现出一系列的新特征。资本主义通过全球空间生产，在不同层级的空间尺度上构成了统一的空间经济，并且使得各个空间尺度之间发生相互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使空间尺度处于持续地“分化—均衡”之中，这构成了资本主义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空间形态的尺度重构依赖于全球空间生产的实现，这意味着资产阶级可以运用空间尺度来改变无产阶级在尺度结构中的位置。可见，争夺主导空间尺度的权力是21世纪城市斗争、空间管制和社会反抗的核心。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城市空间、国家空间、全球空间和主体空间的尺度生产，使得其空间形态呈现出尺度化特征，并最终形成了全球城市、新国家空间、新世界体系、共同性空间四个新特征。从根本上说，这也是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的核心与本质。因此，把握21世纪资本主义空间形态新特征，不仅有利于揭露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的实质，还可以揭示空间与资本的深层次矛盾，并为新一轮的空间革命提供可行的空间策略。 一、空间形态在城市空间尺度上的重组：全球城市特征 城市空间是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的组织场所，而城市空间尺度的重组表征着空间形态的差异化趋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即便是将外部地区吞并也不足以维持其内部空间的繁荣，于是资本主义转向通过空间生产推动面向地方、地域、国家乃至全球的城市化内部空间殖民。这使得城市逐渐成为社会空间形态的基本构型，而普遍城市化也就成为资本通过横向地理扩张与纵向空间重组来延缓过度积累危机的重要策略。此时，资本主义国家组织起大规模的空间生产与集体性的空间消费，推动“城市—区域”间的均衡发展，这最初并未使得空间形态分化出明显的空间尺度。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体系内滞涨危机的广泛发生，资本主义只能通过金融市场的去管制化、城市住房私有化等措施促进资本的流动。过热的全球金融市场促使资本在空间尺度上同时出现向内破裂与向外爆发的二维扩张趋势，各国城市也由此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内部界限。其后果便是，“空间尺度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使得我们越发应该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尺度组织看成是全球—地方互动的连续带”。②20世纪90年代，城市问题已经转换成尺度重组问题。跨国公司从一国到多国水平扩散并集聚在某些城市空间中，这不仅拓展了其生产销售的空间尺度，还通过对城市空间尺度的分化，使其建立起具有等级序列的地域单元，从而强化自身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控制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的经济跨国化伴随着蔚为壮观的市场全球化，产生了所谓的‘世界城市’或者星球化城市”，③这是资本在城市空间尺度上特有的地域形态。它“代表了一个战略空间，使全球化过程在国内得以实体化以及在国家制度安排中完成其动态过程”。④然而，这一过程不仅没有使社会空间得以均衡发展，反而使得不平衡发展普遍存在于各个空间尺度之中。进入21世纪，资本的“时间—空间修复”策略难以维系，因为全球范围内已经难以找到足以吸纳过剩资本的空间。加之边缘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有力地冲击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非均衡空间中的优势位置。为了巩固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权力地理，资本主义通过重构或分化地域组织控制的空间尺度来修正社会空间的关系结构，以期最终实现对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⑤这使得空间形态在城市空间尺度上进行重组并表现出全球城市特征。 全球城市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佳空间尺度，其凭借自身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控制，保障跨国公司资本的全球扩张。为了吸引跨国公司入驻全球城市，21世纪资本主义通过操控国家、城市等地域组织来实施差异化的空间生产战略，从而重构或分化地域组织控制的空间尺度。然而，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快速流动并不能完全脱离地域，相反，它必须通过相对固定的基础设施生产(城市化)，重新在地方展开新一轮的循环，这表现为城市空间的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所引发的原有资本循环模式的剧烈变化。可见，21世纪资本主义空间形态的全球城市特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全球城市吸纳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跨国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不惜通过削减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投入和乡村基础设施建筑补贴来加速资本的全球循环。于是，失去经济补贴地区的农业生产者不得不进入全球商品市场以维持自身的发展，这却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去土地化”和国家政策的“去农业化”。第三世界“如今出现了许多资本集中的乡村和劳动力集中的工业城市的例子。……‘过度城市化’被贫困的再生产而不是就业机会的提供所驱动”。⑥在经济停滞和缺乏投资的情况下，这些新兴城市只能沦为资本主义全球城市的附庸。二是通过士绅化⑦复兴全球城市，增强其对全球空间经济的掌控力。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郊区化和住宅地产开发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城市内的士绅化建设。莎朗·佐金(Sharon Zukin)指出，重建全球城市士绅化可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20世纪末期以商业区为核心的“权力景观”建设，以及21世纪以来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全面空间殖民。这表明通过塑造景观改变城市空间尺度的边界，成为资本主义诱导空间消费和集中空间资源的主要手段。在史密斯看来，公共空间的同质化“是资本的周期运动在城市居住空间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表达。……表现了利润率与空间重建的相互作用”。⑧资本主义利用法律和金融工具加速旧城区的空间贬值，制造郊区与内城间的租金差距，以剥夺性积累掠夺空间资源。士绅化已然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基本策略之一。三是建构以全球城市为核心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马西认为，应该将资本主义在城市空间尺度的分化看作一种连通性的政治或权力几何，⑨最终形成以全球城市为核心的世界城市体系。然而，这样的权力地理网络并非稳定不变的，“每个城市都试图在自己的层级网络或最适合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往上爬”。⑩为此，各个城市必须以更符合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和逻辑的方式来获取竞争优势，而地区、国家、城市间争夺发展资本的竞争更趋尖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