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资本论》方法的分析和考察中，学界普遍认同辩证法是《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资本论》辩证法性质的不同阐释进路。其中，以历史辩证法为代表的阐释路向和以体系辩证法为代表的阐释路向存在明显的理论分歧。体系辩证法的阐释路向从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合理的叙述方式出发，试图重新理解《资本论》辩证法与黑格尔《逻辑学》的承继关系，明确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历史研究服从于体系建构的层级关系。历史辩证法的阐释路向则认为缺乏历史视野的逻辑体系只能被视为《资本论》辩证法的表现形式，唯有“巨大的历史感”才能凸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实特质和批判本质。然而，这种将历史感置于决定性地位的解读方式也存在内在局限性。历史辩证法过度关注历史的演进过程和普遍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和资本逻辑运行的内在结构性，从而导致以抽象的“线性逻辑”①消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的理论后果。由以上两种阐释路向的理论分歧可以看出，《资本论》历史辩证法的理论阐释困难主要在于如何理解“体系”与“历史”的理论关联。为此，我们需要回到《资本论》文本中重新理解历史辩证法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一方面，通过考察“国民经济的事实”，克服思辨历史哲学对历史空洞化、抽象化的诠释，限定《资本论》历史辩证法阐释的理论视域；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体系的合理性，澄清《资本论》作为思维总体的理论特征，为《资本论》的历史辩证法阐释划定理论界限。 一、《资本论》历史辩证法与体系辩证法的阐释争议 《资本论》的历史辩证法阐释路径是在与体系辩证法阐释路径的争议中形成并发展的。体系辩证法的阐释路径认为，用于描述历史发展的线性逻辑无法对话多元的资本总体，既不能呈现《资本论》中简单范畴向复杂范畴运动的过程，也不能科学地表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隐蔽结构和运行规律②，因而侧重强调叙述逻辑对建构《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价值。而历史辩证法认为这样的阐释模式无法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时态检视③，弱化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蕴含的历史性观念。一些学者试图以历史辩证法阐释路径克服体系辩证法中历史视野的空场，通过考察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和资本生产演进模式，从历史生成性维度为历史辩证法找到合理的阐释空间。但是，这种理论驳斥依然存在两方面的理论困难：一是文本阐释困难，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经典表述呈现出对体系结构和叙述方法的高度重视，这与将《资本论》的方法指认为历史辩证法的阐释路向存在明显差异。二是《资本论》哲学阐释的理论困难，历史辩证法阐释路向过度强调历史生成性，这种以“线性逻辑”为主导的抽象原则具有思辨哲学的阐释倾向，不能完全契合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视为“真正的实证科学”④的理论定位。就此，本文将聚焦于近年学界对《资本论》辩证法的不同理解，以此来深化对《资本论》历史辩证法阐释的理论困难的认识。 为什么在对《资本论》辩证法的考察中会出现体系辩证法阐释倾向呢？为回答这一理论问题，我们需要重新考察马克思阐释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两个经典文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为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作出区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划分为“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两条道路。对于“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的第一条道路，马克思认为它“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虽然看似正确，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⑤。而能够实现“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⑥的第二条道路才是充分体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性的方法，并被视为更科学的方法。马克思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隐蔽结构，凸显出思维具体和逻辑运动对建构科学理论体系的价值。因此，从这一文本表述来看，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指认了对《资本论》进行体系化解读的方法论选择。然而，上述阐述并未能消除关于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理解偏差，反而引发了更为激烈的学术争议，后续研究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说明“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⑦。为了澄清对《资本论》研究方法的误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再次作出解释，指明“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在研究过程中占有的感性材料，需要进一步借助叙述方法从观念上反映出来，由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⑧。通过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分，马克思再次强调了在思维逻辑中构建出完整叙述体系的合理性与重要性，并声称这种方法是对“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的“卖弄”和继承⑨。 从以上经典文本的表述出发，有些研究者将《资本论》的方法总结为体系辩证法，并形成了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首先，体系辩证法力图审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承继关系，尝试将《逻辑学》与《资本论》的逻辑体系进行逐一对应。他们运用范畴和逻辑构建起“思维的整体”与“先验的结构”，认为“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⑩能够有效避免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潭”(11)。其次，体系辩证法以有机整体反对线性叙述逻辑。这种观点认为《资本论》的理论结构是一种特殊的思想结构，经济范畴在思想总体中出现的顺序与现实对象在历史中出现的顺序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解并不能从对历史起源的分析中得到。如果仅从《资本论》中抽取出“市场上最受重视的那些宝贝”会牺牲“资本深层结构理论的内在一致性”(12)，忽视其作为理论整体的哲学深度。最后，体系辩证法注重揭示范畴的内在联系和自我运动过程。它在使用概念时要求保持概念的“开放性和流动性”(13)，认为作为逻辑起点的简单范畴能够随着叙述的深入和思维总体的展开获得更复杂、具体的意义。然而，这种阐释路向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目的并非建构一个“纯粹资本主义”(14)的理论模型，而是希望探寻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现实路径，最终完成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如果将《资本论》理解为脱离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纯粹概念的自我运动，就无法达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视野和现实关切。一方面，仅仅聚焦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及其内在结构，无法推演出现代资本的历史生成过程和未来发展前景。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受各种复杂因素和偶然性的影响，理论抽象和概念逻辑无法全面把握历史的复杂性，关于资本逻辑及其运动规律的理论体系必须以特定历史材料为补充。可见，体系辩证法更加注重对思维具体的总体性把握，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考察历史现实和占有感性材料的重要性，容易走向黑格尔式的抽象思辨，导致弱化《资本论》科学性的理论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