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①，这既是对西方现代化中资本逻辑困局的现实省思，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中人本逻辑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化的本质在于人的现代化，要求人的观念意识、价值取向、行为习惯突破传统屏障，以其独特的“精神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然而，西方现代化在“资本”的裹挟下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致使物的全面丰富附带着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亟须通过“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破解西方现代化中资本逻辑的桎梏，打破“西方化=现代化”的迷思，构建新的逻辑体系和空间秩序，超越西方现代化中“见物不见人”的畸形样态，回归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精神世界的意识性、价值性、主体性和能动性。 精神世界是衡量人类生存价值的深层尺度，自古以来就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当前学界从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视角对精神的本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精神与教育和心理的关系、精神世界对现代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为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探究提供了理论资源。但概括来看，仍然存在两方面不足：其一，基于人的现代化研究精神世界特质的内容不足且缺乏系统性，较多侧重于现象性研究。其二，立足中西方现代化发展视角，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超越性的内容相对匮乏。基于此，本文以中西方现代化发展逻辑为视角，立足“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意识性、价值性、主体性和能动性，论述生成逻辑下“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本源与内涵的统一性，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资本逻辑下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颠倒现象，探究中国式现代化在人本逻辑的主导下，坚持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注重人精神意识的独立性、价值观念的引领性、主体地位的原则性和能动目标的全面性，实现对资本逻辑下精神“异化”问题的归正与超越，以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更加主动的精神力量。 一、生成逻辑下“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本源与内涵 人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统一，挖掘其生成逻辑是确保二者协调发展的关键。其中，物质世界的生成是以“供给-需求”的经济规律为基础的，而精神世界的生成是以“意义-认同”的文化规律为基础的。在生成逻辑的框架下，“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在遵循文化规律的基础上，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深刻追寻，其本源与内涵表现为精神世界的“根基性”与“发展性”，共同致力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意识性和能动性是人之为人的本源，是精神世界的“根基”所在，凸显出人类独有的精神特性；主体性和价值性是人精神世界的“发展”要求，彰显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在文化、社会、国家、个人等多重要素的互动规则中不断生成、扩展和深化的，以此实现人的意识性、价值性、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统一。 1.本源式生成：人具有独特的精神特性，是意识性和能动性的统一 在精神世界的根源上，人以独特的“意识性”彰显人类特性。“意识性”体现为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超越动物纯粹式生存方式的特性。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②在生物学角度上，意识是指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的主观性；在心理学角度上，意识主要指人对外界和自身的觉察程度。不同视角对意识的认知略有差异，但都可以看出意识是源于人大脑的主观映象。可见，意识是精神的“根基”，是活动性结构，而精神是意识发展的结果，是现象性结构。精神世界是人的意识活动所生成的世界，涵括意识本身及意识结果。因此，“意识性”是人之为人的本源所在，回答了“精神世界从何而来”的问题。唯物史观立足现实的生产实践认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③可见，人类精神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逐渐形成了哲学、艺术、宗教、道德等观念形态上的“文化遗产”，通过代代相传而具有累积性，是一种超越性的社会存在。英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认为这种“文化遗产”具有可继承性，“一旦一种风俗、一门艺术或一种信念开始正当地流行于世，就会长久地受到干扰和影响……代代相传”④。也即，人一出生就同时生存在自然遗产和社会遗产之中，成为后一代人的思想基础和意识来源。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意识转变是确保现代化制度落实的关键，诚如美国著名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所言：“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⑤因此，在长期的文化积累过程中形成了人类独特的心理、思想、态度等意识活动，确证了人的类本质，为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提供了思想源泉。 在精神世界的目标上，人因独特的“能动性”助推社会实践。“能动性”是指主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能力。正如恩格斯所言：“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⑥可见，“劳动”是在人的意识支配下改造世界的能力的具体展现。实质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能动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是对“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实践与深化。人作为有意识的社会存在，其精神能动性并非脱离物质基础的纯粹意志，而是在既定历史条件下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创造性回应。因此，能动性在“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内容中集中体现在人的行动能力上，而这个能力是需要通过德、智、体、美、劳的全面赋能，回答“精神世界如何丰富”的问题。可见，意识作为一种内在价值尺度，通过“劳动”把自身从自在世界中解脱出来，不断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其本质在于凸显人的“能动性”。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具备自然生物普遍的特征、机制、本能，需要通过劳动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使生命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人猿揖别使人类精神活动趋向于“属人性”的自觉意识，通过超越“纯粹动物式”的心理活动而确证自我。在此意义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目标就在于通过发挥能动性助推社会实践。事实上，唤醒人的“能动性”需要不断挖掘人的内在智慧、经验和知识，调动精神世界的深层内驱力指导社会实践。人的生活与生产活动基于社会实践，并不断总结升华为理论知识指导实践，最终形塑人的精神世界，对社会实践和理论知识进行补偿与释放，实现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可见，人的精神世界决定人的行为态度，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社会实践又检验和充盈人的精神世界。这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使人不断得到解放，精神境界不断得到跃升，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其核心要义在于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日益追求崇高自由的价值导向，成为自己思维的主体助推社会实践，是意识性和能动性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