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积淀生成的文明成就,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锻造的文明成果,集中展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意志品格。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1]2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也要推进中华民族的文明复兴,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故而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持续推进,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纵深出发把握文明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是对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实然呈现,昭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应然之境。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逻辑机理,绝不能将其看成脱离历史实践的文化思辨和理论生成,而是必须将其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文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深度揭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根据和实践条件,充分认识其发展变化的历史影响和当代价值,从而明确其从何而转、有何优势、意义何在等基本问题。 坚持大历史观,即是要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在长历史的时段中把握事物形成发展的历史境遇与演进机理,以开阔的历史眼光,在大历史的空间中把握事物的底层逻辑和必然趋势,以至对事物的主题主流主线予以整体性省思。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以大历史观全面考察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分析其深厚的文明根基和显著的文明优势,阐明其之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性意义,有助于新时代更好地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奋力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一、从中华文明自身发展的大历史把握现代转型的历史文化根基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进行文明创造和文化更新的历史印证,蕴含着无数关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思想智慧与哲学机理。大历史观昭示着要不断以总体的历史思维审视历史过程,深化认识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和历史规律,更好地掌握历史主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470-471。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大历史看,这一文明的现代转型并非对历史传统的“根本断裂”或“彻底虚无”,而是始终植根于中华文明肥沃的文化土壤,吸吮中华文明丰厚的历史养分,不断促成中华文明的当代呈现。 (一)文明基点:继承了中华文明的辩证发展意蕴 作为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活动中锻铸的文明精华,中华文明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秉性与精神追求。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3]334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过程也是不断向社会主义文明迈进的过程,是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内在契合的时代确证。这一过程不断以继承中华文明的辩证发展意蕴作为现代转型的基点,彰显着深刻的文明发展规律。 其一,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出场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统一。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多年的辉煌历史,却在西方列强的强制入侵下遭遇“文明蒙尘”的空前劫难。在被动走向现代转型的初期,中国人对世界其他文明基本处于盲目跟随和效仿的状态。然而,无论是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还是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维新派,其实质都是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上的现代性尝试。即便是激进反传统思潮的代表人物胡适也认为:“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4]360从本质上看,这些主义和方案都以坚守中华民族主体性为现代转型的逻辑起点,但都囿于自身阶级局限,无法真正实现合乎中华文明演进规律的现代化发展。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正在苦苦求索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不断结合,“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5]33。中国共产党将这一普遍真理作为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先进理论和科学学说,不断以其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现代基因,有效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出场,既因始终保持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质而深深涂染中华民族的民族色彩,又因积极吸收世界文明成果而深刻彰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特征,符合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辩证发展规律。 其二,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持续推进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相互融通。如何对待传统继承与现代创新的关系,是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在推动文明发展过程中无可回避的问题。在西方主流语境中,“传统—现代”是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范畴,其间似乎有着一条清晰可感的界限。当代美国学者布莱克认为:“现代化就意味着传统社会的解体。”[6]37按照这一理解,任何一种文明要实现现代发展,就必须要与本民族的历史传统进行彻底决裂。然而,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多次表明,传统文明可以成为现代转型“生根发芽”的历史土壤和“枝繁叶茂”的文明补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7]103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根本区别于割裂历史、抛弃传统后的文明转轨,是在充分继承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基因基础上的文明转型。它既强烈拒斥文化复古论所主张的“回归传统”,也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激进反传统立场,而是始终坚持以彻底的辩证思维和批判的历史视野审视中华古老文明,推动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升级跃迁与精神延续,是一种贯通古今、守正创新的现代化发展,符合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辩证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