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2154/j.qbzlgz.2025.06.007 1 引言 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颁布，当前我国公共卫生工作的重点旨在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帮助公众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预防疾病的发生。健康信息传播通过明确公众的健康信息需求、设计有效的健康传播策略等，教育和说服个体改变生活方式，从而减少健康风险[1]。这种通过满足受众的真实需求、符合受众的处理能力实现有效的健康信息传播，与“个人—环境匹配理论”中互补性匹配相一致。所谓“互补性”匹配，则是指个人属性与环境属性相互补充、彼此满足，创造协同效应。 然而，由于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以及新证据知识的不断涌现，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中可能面临冲突性健康信息的挑战[2]。当个体同时接触到两种及以上相互冲突的健康信息时，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情感并不断蔓延和发酵，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个体有意无意地选择抵抗，这种抵抗可能表现为对信息的质疑、反驳或者忽视，从而削弱了健康信息的影响力和有效性，降低公众对健康信息的整体信任度，引发“传递效应”[3]。尽管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中冲突性健康信息引发信息说服抵制已有诸多研究，但缺乏分析冲突性健康信息引发前端互补性匹配失败导致信息说服抵制这一关键诱因。 而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互补性匹配困境，在新一代老年人群体中尤为凸显，新一代老年人一般是指年龄区间在60-75岁的一代人（以下简称“新老年人”）[4]。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素养通常呈现下降的趋势[5]。但相较于高龄老年人面临生理功能衰退、多病共存和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新老年人仍保持较高的行为可塑性和认知储备能力，具有较强的健康素养提升潜力和行为改变意愿，拥有较高的健康促进意愿和健康信息需求[6]。因此，冲突性健康信息情境下，新老年人可能面临着环境信息要求超过其信息处理能力，以及环境信息不能满足其健康信息需求两种不匹配困境。 优质健康信息获取对新老年人提高生活质量和实现健康老龄化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多从单一信息环境特征探讨冲突性健康信息对说服抵制的影响，而忽略了这些负面评估产生的内部原因，如何与环境因素共同影响个体的认知反应和行为响应。此外，个体因素的差异也意味着信息属性的差异对个体信息加工深度和认知反应模式存在影响。因此，本研究在匹配视角下探究冲突性健康信息对新老年人信息说服抵制的影响机制，以设计更有效的健康信息传播策略，实现成功老龄化。 2 相关研究 2.1 新老年人的提出 Neugarten[7]早在1974年就基于社会人口特征指出55岁已经进入退休过渡期，75岁后健康衰退明显，划分了年轻老年人（55-74岁）和高龄老年人（75岁及以上），强调老年阶段的异质性。随后，Baltes和Smith[6]进一步划分了为第三年龄（60-79岁）和第四年龄（80岁及以上，发展中国家可能提前至75岁），同样强调不同年龄段的健康状况和需求存在差异。当前，我国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陆续步入老年，他们经历了我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与上一代相比，教育水平较高、经济条件较好、互联网接受程度高、健康管理意识突出[8]。这标志着新老年人显著区别于传统老人，中国老年群体正在代际更替，需要对新老年人和上一代加以区分[9]。此外，根据动态老龄化理论，新老年人是一个动态追踪特定年龄段的概念，其本质是刚步入老年且保持社会活跃度的群体[10]新老年人是指在特定时期内处于60-75岁年龄区间的老年群体，其特征由出生年份和成长阶段决定。 2.2 冲突性健康信息 冲突性健康信息也称矛盾性健康信息，是指“在同一健康话题上存在两个及以上不一致的、相互矛盾的主张”[2]。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冲突性健康信息会对公众的认知、决策和行为产生影响。冲突性健康信息使公众难以判断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降低了公众对公共卫生建议的信任并采取选择性接触来应对[11]。此外，冲突性健康信息增加了公众对知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认知[12]，一方面，这种认知可以增加公众批判性思维，对医学本身不确定具有新的理解；另一方面，这种复杂性可能会导致健康素养较低群体的决策瘫痪，采取推迟或拒绝决策来应对。因此，冲突性健康信息对公众影响的差异取决于个人基本特征[13]。此外，理解冲突议题、信息来源数量、证据类型和时间因素等差异，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公众为什么对冲突性健康信息存在不同的反应[14]。因此，进一步区分人群、细分信息特征，是理解公众对冲突性健康信息反应存在差异的关键。 2.3 说服抵制 说服抵制是指个体在面对说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一种防御反应，抵制可被视为对说服信息拒绝的结果，或者主动构建用来对抗说服信息的障碍或证据的一种动机性过程[15]。个体可能会采取积极的、有意识的心理抗拒进行主动抵制，也可能采取消极的、通过注意力分散进行被动抵制[16]。这些抵制反应旨在减少健康信息的有效性，降低个体采纳推荐行为的意图，减少或消除心理不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