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在古代历史研究中可谓位置特殊，意义非凡。自清朝灭亡起的百余年间，在清史研究方面，孟森、萧一山、郑天挺、王钟翰、戴逸等史学大家，筚路蓝缕，硕果累累。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伴随社会史、文化史、灾害史等研究的兴起，清史研究也呈现遍地开花、欣欣向荣之势。然而，如何在高水平的基础上重新出发，着眼于清史与中华文明特性的链接，构建全新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正是当下清史研究走向良性发展的关键问题。①我们认为，深耕清史“中华皇朝”的研究范式、合理设置清史研究的核心议题、开创清史贯通性全方位研究，应是未来构建清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三项主要任务，亟待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 深耕清史“中华皇朝”的研究范式 在以往的断代史研究中，清史学科自身的独立性与内部的贯通性，往往被遮蔽于当下的诸多既有研究模式，如“明清两朝史”“前清和晚清”“边缘与中心”等，需要重新发掘和梳理。不可否认，上述研究模式在拓展清史特定领域和具体问题上成绩显著、优势明显，积累了众多的高水平成果，但对于推进清史学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仍有长足的生长空间，需要重新界定清史研究的学科边界，确立清史研究的核心单元，以国家治理为研究主线，进而深耕“中华皇朝”的研究范式。 一是警惕“明清两朝史”研究模式的无意遮蔽，以王朝为核心研究单元，还原并突出清朝的“中华皇朝”基本属性。②百余年来，学人多将明清问题简单地、同质化对待，动辄以明清两朝为研究对象，讨论明清制度、经济和社会发展，可称之为“明清两朝史”模式。此种研究框架在经济史、社会史、区域史等领域应用广泛，成绩显著，如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明清科举制度承袭、明清宫廷制度延续等问题。应该承认，针对经济发展、制度延续等问题，此类研究框架较具优势。因为从较长时段来看，明清社会发展具有内在的延续性。但不可否认，明清两朝之间具有明显不同的朝代差异，体现在政权的组织方式、边疆的治理机制等重大问题上；换句话说，清朝的政权性质和边疆治理仍有自身的独特之处，不能简单跟明朝一样做同质化处理。因此，重视清史学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将清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单元，把握国家主线，是构建清史“中华皇朝”研究范式的根本所在。 二是打破“前清和晚清”的学科壁垒，开展清史学科内部的贯通性研究，理顺清朝历史演变的主要线索和基本走向。以往学科分类，以鸦片战争为分界，将清朝历史分为前后两段，分属于两个不同学科，即古代史和近现代史。应该承认，这样的学科分类虽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也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尤其对于揭示近代社会变迁、观察中西激烈碰撞、探究中华民族的沉沦与崛起，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分段研究各自为政，对于清朝历史而言，无形之中弱化了两个阶段之间的内在关联，造成当下清史研究学科体系的碎片化。深耕“中华皇朝”研究范式，将前清和晚清两个时段整合起来进行贯通性研究，需要两个时段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开展前清史研究要重视国家政策在晚清阶段的演变；同样，研究晚清史需要回溯此前的发展状况。两者合力推动贯通性研究，清史问题意识才更为清晰与强烈，亦符合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而打破学科壁垒现状，更为根本的实现路径，则在于利用既有研究积累丰厚的优势，加强学科的顶层设计，单设清史学科，将清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把握，从而更好地发掘清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是加强“边缘与中心”对立与统一的融合研究，从“中华皇朝”的国家治理着眼，探讨清代的统一性与地域差异性。近几十年，随着社会史、区域史研究的发展，清代的江南、华南及边疆地区受到学界较多关注，涌现出一大批颇具分量的研究成果，极大丰富了人们关于清代地域发展的复杂性与独特性的认知。但是，过分强调地域研究往往容易忽视清代社会发展的整体性，且在有意无意中遮蔽或掩盖清代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主线，甚至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研究价值被打折扣的现象。也就是说，整合区域研究成果，从更广阔、更深远的视角观察清代的统一性与区域性，是未来清史研究发展的重要路径。值得警惕的是，最近某些著述哗众取宠，过分强调清朝的满洲特性，甚至宣称清朝与传统王朝存有质的区别，有意将清代问题特殊化，割裂明清主体之间的连续性，给清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着眼清代全国治理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建构清史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就应该承认清朝与传统王朝的天然延续性，肯定清代发展中华文化的继承性，而不能以旁支遮蔽主体、以局部取代整体。 二 合理设置清史研究的核心议题 近年来，清史研究发展的繁荣景象有目共睹，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质量，尽可能避免研究的碎片化和低水平重复，明确未来清史研究的中心旨趣所在，建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仍是一个亟待学界重视的核心问题。而获得清史研究的整体性、实质性拓展，需要在重大而基本的问题上扎实推进，即从社会矛盾、国家治理、经济发展、文明传承四大方面入手，发掘和设置新的研究议题，确定清史研究的核心关怀。 一是把握清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着力探索清代历史延续和发扬中华文明特性的内在逻辑。清朝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大融合时期，也是中华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关键时期。清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系统性发展，对内反抗腐朽的统治者，对外反抗凶恶的侵略者。有清一代，社会从分散走向统一，从国内发展走向国际抗争，从沉沦走向复兴。在此过程中，清承明制体现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和开放性；清代边疆治理鲜明体现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创新性；传教士东来和晚清对外文化交流，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清史如何跟中华文明链接，中华文明在清代发展呈现出的独特历史特征，值得学人们深入研究总结。 二是探究清代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进而肯定大一统国家的发展趋势。从讨论国家政权性质转移到研究国家治理，既是清史研究的内在趋势，也契合时代发展的需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政权性质作为清代政治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受到学人的重点研讨。立足于“中华皇朝”的长时段视角，与其纠缠清代政权的满汉性质，不如客观地阐述满汉对抗及满汉融合的过程与表现，揭示清代国家治理的深层逻辑，展示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特征。例如，满汉之间的硬性对抗和隐性对抗，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在前清、中清和晚清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双方的对抗和统一，又在不同阶段发展转化，呈现新的样态。强调明清之间的延续性和相似性，并不否定清代政权的创制性，清代对内务府的管理跟明代的太监管理存有本质区别，即为明证。作为一个满汉联合的政权，其社会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对抗与冲突走向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复杂过程。清代国家治理的深层逻辑、核心原则和具体演变，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均为未来清史研究的重要学术生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