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词汇项在日常交际过程中,其语义功能可能发生变化,变化到一定程度就可能衍生出一个新的语义功能,这种语义功能的变化就属于语义演变研究的范畴。从以往国内外大量个案研究来看,语义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与句法操作有关的演变”和“与句法操作无关的演变”两种类型。 与句法操作无关的演变,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新语义直接从旧语义隐喻而来,如“口”本指动物的进食器官,基于形状隐喻可以说“针口”“井口”,这种“口”意即“出入通过的部位”。这种隐喻投射不需要借助句法操作,而是基于心理层面的直接投射。另一种是新语义从旧语义直接转喻而来,比如“聪明”从表“耳目功能发达”转指“内在的智力发达”。这两种演变情况不仅仅跟句法操作没有关系,而且都是基于说话人的主观创新。换言之,首先是说话人这么使用,然后在言语交际中迫使听话人按照说话人的语用策略进行理解。 跟句法操作有关的语义演变可以分为语义驱动的演变与句法驱动的演变两种类型,这两种演变类型都需要经历句法上的重新分析。很多学者不大区分这两种类型的演变,同时认为所有的语法化演变都需要合适的句法环境甚至是具体的句法格式,而语义之所以会变,都是基于语义表达,因此认为所有的演变都是语义导向的,不存在所谓的语义驱动与句法驱动之分。 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以往对语法化动因的解释一般认可“意义先行假说”,即认为语法化的根本动因就是成功交际。如Heine指出:“人类一个显著的策略,是以具体、可及性高并且/或者容易描写的意义所用的形式来表达具体程度较低、可及性较低以及不易描写的意义内容。因此,词汇性或者语法化程度低的表达形式被用于表达语法化程度较高的功能。在改变其表达习惯之前,说话人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要说的是什么,也就是意义。因此,意义的变化被假定为先于形式的变化。”[1]20这话无疑很有见地,不过我们认为“意义先行假说”与本文所说的语义驱动与句法驱动二分并不矛盾。意义先行立足于语义表达——人们要说什么,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来说语法化的动因;而本文所说句法驱动指的是词汇项的演变是先句法形式变而后语义功能变,立足于演变过程,侧重于微观层面。且“意义”所指不同,一个是句子的语义表达,一个是词汇项的语义功能。 具体而言,本文所谓语义驱动的演变,是指词汇项由于部分语义特征的变化或消失,导致句法扩展,句法扩展到一定阶段就诱发重新分析,而后经过类推直到一个新的语义功能完全确定下来这样一种演变。之所以称之为语义驱动的演变,乃是因为演变始于词汇项语义特征的变化。这一演变输出的往往是虚词,因此这一演变也即通常所说的语法化。语义驱动的演变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往往表现为语义功能相近的词具有平行演变,很多演变模式甚至具有跨语言或跨方言的普遍性。 所谓句法驱动的演变,是指词汇项的词义中本不具有相关的语义特征,但是在特定句法、语境中词汇项通过重新分析获得了某一语义功能这样一种演变。新语义功能的形成完全是吸收语境义的结果,演变前后的语义也不具有对应性。这一演变起始阶段也可能存在句法扩展,但句法扩展跟词汇项的语义特征变化无关,因而是一个纯粹的转喻过程。 语义驱动的演变与句法驱动的演变二者虽然有很多共性,但区别也非常明显。从普遍性来看,语义演变绝大部分是语义驱动的,极少数是句法驱动的。本文尝试借数词“一”的语义演变来具体探讨这一问题。 数词“一”在汉语史及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功能非常多,很多辞书中“一”的功能多达二十几种。基于句法及语义的关联,我们对“一”的语义功能重新进行了梳理,大致有如下一些:数词“一”,一类,一概,完全、全部,强调、肯定,很、非常,竟然,小量,完成体,完整体,定语及关系从句标记,等等。这些语义功能之间差异极大,有些语义功能之间甚至是相反的,比如“一概”“完全、全部”“强调、肯定”“很、非常”等显然都属于客观大量或主观大量,而在“V一V”中“一”又表小量。从语义功能之间的关联来看,大部分义项与数词“一”之间难以看到具体的联系,其他数词也没有相应的语义功能,甚至在其他语言中也未见。 Heine和Kuteva在整理世界语言语法化的词库时,归纳了源头意义“一”的9种语法化的目标意义:(1)独一的(alone);(2)不定指(indefinite);(3)不定代词(indefinite pro-noun);(4)只有(only);(5)其他(other);(6)同样的(same);(7)单数标记(singulative);(8)一些(some);(9)一起(together)[2]323。这九种功能,汉语“一”具有的只有“独一的”“不定指”“不定代词”“其他的”,其他功能无论是汉语史还是汉语方言中都不具有;相反,汉语“一”的绝大部分功能其他语言都没有。何以汉语数词“一”的语义演变与其他语言存在这么大的差异,演变机制何在? 以往对数词“一”的语义演变有一些很好的研究。施关淦认为语义上“一V”固然可以产生某种结果,但同时又隐含量(时量、物量)的意义[3];吴春仙讨论了“一”在动词、形容词前的三种情况[4];陈前瑞和王继红[5]在汪化云[6]、殷志平[7]、李宇明[8]191、吴春仙[4]、陈光[9]等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一”的完成体、完整体用法以及演变过程和机制。谷峰[10]在俞敏[11]52、解惠全等[12]862研究的基础上,构拟了“一”的演变路径,具体为:一(个)>一(类)>同样>一概>完全>肯定>竟然。邓盾和綦晋[13]在刘世儒[14]、张赪[15]等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现代汉语的重叠结构“V一V”起初源于“动+数词+借用动量词”格式,中古和近代的“动词+数词+借用动量词”格式是一个表达动作创生语义的动宾结构,在近代发生“轻谓提升”开始词汇化,现代汉语的“V一V”成为了词汇形式。此外,陈刚探讨了数词“一”的关系从句功能[16],陈晓锦和肖自辉[17]、黄小平[18]分别探讨了缅甸仰光客家方言、赣南客家方言中“一”的高程度副词用法,华学诚探讨了“一”在《汉语大词典》中的释义问题[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