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1]36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既是始于“内生”渐进式发展的本质规定，同样也是迫于“外生”社会巨系统下的多领域竞争。进入新时代，“现代化发展”已然成为体系自我完善的更新趋势，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现代化发展作为整体性概念，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求与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自身发展诉求双向驱动的必然结果。为有效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现代化，须在整体架构上实现结构革新、在叙述表达上实现话语革新、在功能效用上实现治理革新，构成“结构塑造—叙事传播—功能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链条，整体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现代化。 一、结构现代化：完备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现代化布局 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内部结构作为总体体系的骨骼系统，其下设子体系的革新是体系现代化发展的首要环节。马克思预见性地认为，由“局部工人”组合而成的“总体工人”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2]393类比之下，价值规范体系、教育教学体系以及信息资源体系同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之间的协同关系正如“局部工人”汇聚成为“总体工人”的映射。从这一系统性论断出发，依照从内在认知到对外拓展的架构思路，针对这三大子体系着力深挖从而实现观念结构到行为结构再到交互结构现代化，已然成为驱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抉择。 (一)以“引领式”价值规范体系推进观念结构现代化 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价值规范是体系化建构的理念遵循，也是规约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运行秩序的观念结构。在社会转型加速、多元思潮交锋的新环境下，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价值引领挑战，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渗透传播，冲击着主流价值观念，面对此类价值困境，亟须发挥观念结构现代化在总体体系现代化发展中的导向作用。 推进观念结构现代化，应以“引领式”价值规范体系确立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价值原则，这是由于价值原则是思想政治工作实践的本质依归，各个子体系间的运行关联都是特定价值原则的具象化诠释，从这种意义上讲，价值原则不仅是价值观念，同时也是确保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方向正确、实施有效的规范。总的来说，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价值规范体系要做到“内外并济”。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669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现代化是历史逻辑与时代要求的辩证统一，在对内层面上，要在挖掘与延展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实现传统价值规范与现代价值规范的整合，要通过考察传统价值规范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解析其产生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对照新时代发展要求，识别传统价值规范与现代价值规范之间的结合点，从而将传统价值规范中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内核与现代价值理念相结合，定制符合总体体系现代化发展诉求的差异化价值载体，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子体系之间消解价值壁垒、谋求最大价值公约数作铺垫。“一切相互理解和一切理解的目的均在于达到在某事上的一致。”[4]802这种一致即指价值共识，基于此，在对外层面上，则是要以自身的话语体系同多类学科以及广泛的社会群体寻求价值共识，这就要求政治界、理论界、教育界、宣传界等价值观传播主体树立“价值共同体”理念，将适配多领域偏好的“共赢”话语融入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价值内核，并以显性与隐性相结合的方式融入政府机构、大中小学、行业协会、企业组织等不同社会实体的教学活动、会议论坛、实业训练、规划设计、竞赛比拼等实际场景中，构筑起依托于“交互增益”价值规准保障下的现代化观念结构。 (二)以“共创式”教育教学体系驱动行为结构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1]540。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现代化发展应当始终围绕对人的服务，即现代化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行为结构在于始终秉持“人本”的思维导向开展工作。 依实施过程而言，一般意义的教育实践主要体现为教育活动的物质化和实体化形态，其中涵盖对在校学生的理论传授、对在企职员的政策宣讲等。深层意义的教育实践则更加注重在人本理念的主线设定下对个体情感和人文素养的培养提升，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对教育文本和主题共情后产出的反思体悟。一方面，无论是开展哪一层面的实践活动，都需要教育者(设计者)与受教育者(执行者)联结互通下的齐力参与，并以其在不同实践阶段的能动性强弱为标准来划定主客体关系。另一方面，辩证的主客体“既能看到主客体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和相互生成，又能看到主客体之间静态的相对稳定和继承。”[5]故而，“人本”的意蕴亦可理解为一种体现“共创式”特征的行为结构。换言之，其中“本”的本质应指向主体与客体双方在互动中实现的共同创造，而非片面强调单向度的理论输出。这一现代化的思维方式是对以往思想政治工作中主客体界定的辩证性重构，彰显出“共创共荣”对传统“二元对立”观念的超越与超融。在此种模式下，“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互为交织，教育主体的先验知识受自身所处情境下的经验反馈所影响，而教育客体则依托自身的认知诉求和好恶倾向选择性地解析和吸纳外部讯息，在自主处理并同讯息发出者反馈后，双方共同作为教育教学体系的主体对象，将经过更新与整合的信息资源回注到教育教学体系内以驱动其现代化。继而在建塑主客体关系的过程中构成了一种“诠释学循环”，即“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6]331的角色轮换使得理论与实践相互依赖、相互印证，全面活化了教育教学内容的普适性。值得讨论的是，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逐渐进入思想政治工作的体系化视域，主客体双方有可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实的人，其中的一方或可能以数据化的“人”为身份介入思想政治工作。即便如此，虚拟化角色作为客体，在融合科学技术并吸收海量数据以迭代后，能够以自身的信息创造为凭借，转而作为主体参与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化与外化中，为现实的人“传道授业解惑”。这一实践过程下所呈现的相互作用，仍然可以视为一种“和谐共创”，且也间接说明唯有谋求主客体关系灵活转换的模式，才能真正从现代化层面开展工作以驱动整个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现代化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