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布变迁、需求引致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

　　一、引言

　　产业结构转型是经济活动在部门(产业)间的再配置过程，通常表现为第一产业的相对规模不断下降、第二产业的相对规模先升后降而第三产业相对规模逐渐上升的“库兹涅茨事实”，(Kuznets，1973；Kurose，2021)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Kuznets，1966)可通过部门(产业)层面的增加值份额、劳动力比重以及消费支出份额等指标衡量产业结构转型。(Herrendorf et al.，2014)图1使用中国三次产业数据说明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典型特征(本文将第一、第二产业称为产品部门，将第三产业称为服务部门①)：伴随着经济发展，产品部门的名义增加值份额、劳动力比重以及产品消费支出份额均呈现出单调下降的趋势，而服务部门的相应指标则经历了持续上升的过程，即经济活动或生产性资源逐渐由产品部门(第一、第二产业)向服务部门(第三产业)转移。

　　

　　图1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典型特征

　　注：三次产业的名义增加值份额和劳动力比重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1-2022)；三次产业产品消费支出份额来源于WORLD KLEMS Data(2015)。

　　主流文献认为主要有两类机制驱动产业结构转型。一是需求方面的收入效应，(Kongsamut et al.，2001)它强调不同部门(产业)的消费品存在收入弹性差异，非线性恩格尔效应致使消费支出份额逐渐从收入弹性小的消费品部门(产业)向收入弹性大的消费品部门(产业)倾斜。(Foellmi & Zweimüller，2008；李尚骜、龚六堂，2012；Boppart，2014；Comin et al.，2021)需求机制依赖于非位似偏好，此方面的研究进展可从非位似效用函数切入。首先，Stone-Geary偏好仅在收入水平的一定区间内存在非位似性，即无法刻画长期的收入效应。(Kongsamut et al.，2001；Herrendorf et al.，2014)其次，类似于Stone-Geary偏好，等级偏好(Hierarchical Preferences)也存在难以刻画长期收入效应的局限。(Foellmi & Zweimüller，2008；王弟海，2021)再次，虽然价格独立广义线性(PIGL)偏好能够刻画长期的收入效应，但它只能容纳不同收入弹性的两种产品，(Boppart，2014)这与现实中三次产业层面的产业结构转型不一致。(Kurose，2021)最后，非位似常替代效用函数(non-homothetic CES)不仅刻画了长期收入效应，而且与Stone-Geary偏好和PIGL偏好相比，它的现实解释力也更加优越。(Comin et al.，2021)

　　二是供给方面的相对价格效应，它关注不同部门(产业)之间的技术进步差异或者要素(如资本和技能劳动)密度不同引起的部门(产业)间消费品价格的高低差异，价格替代效应致使消费支出份额和经济活动从技术进步较快的部门(产业)向技术进步较慢的部门(产业)转移。(Baumol，1967；Ngai & Pissarides，2007；Acemoglu & Guerrieri，2008；Caselli & Coleman，2001；郭凯明等，2020；徐朝阳、王韡，2021)然而，上述文献均是在外生性部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研究供给机制的驱动机理，并进一步假定农业技术进步最快、工业技术进步次之而服务业的技术进步最慢。但一方面，上述关于三次产业技术进步的排序较为符合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特征，(Herrendorf et al.，2014)但未必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一致。(徐朝阳、王韡，2021)就中国而言，工业的技术进步最快、服务业的技术进步次之而农业的技术进步最慢。(王弟海，2021；赵晓军、王开元，2021)另一方面，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演进的逻辑看，产业结构转型研究既存在部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迫切要求，又面临待解决的产业结构转型与部门技术进步的理论分歧，(Boppart & Weiss，2013；Herrendorf & Valentinyi，2022)正是这个分歧限制了部门技术内生性产业结构转型理论的发展。Boppart(2014)、Comin等(2021)在多部门增长模型中同时考察了供给机制和需求机制，但仍未脱离部门技术进步外生的窠臼。关于创新活动的决定因素，Schmookler(1966)提出“发明是知识引致的或需求引致的”。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主张创新需求是技术创新的动力，创新成功的潜在利润是理解技术进步的关键。(Acemoglu，2009)Foellmi、Zweimüller(2006、2017)把非位似偏好和居民收入分布引入创新驱动增长理论，进一步将需求引致创新机制分解为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需求引致创新也对产业结构转型具有重要价值，由于消费需求随技术创新内生地反应，需求引致创新是贯通需求机制和供给机制的桥梁。(Matsuyama，2019)基于需求引致创新构建部门技术内生的产业结构转型模型虽然存在重要的理论价值，但也面临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为何市场规模逐渐萎缩(或扩张)的部门具有更快(或更慢)的技术进步?(Boppart & Weiss，2013；Herrendorf & Valentinyi，2022)图2的中国证据表明，相对于服务部门，技术进步更快的产品部门具有更低的相对价格，结合图1所示的产品部门拥有更小市场规模的事实，可以发现部门市场规模与部门相对价格(或部门技术进步)不匹配的现象。如果技术进步源于研发创新，那么技术进步更快的产品部门应当对应着更多的研发人员和研发支出，这又与图3的特征事实恰好相反(图3表明服务部门的研发人员数量和研发支出水平远高于产品部门)。上述问题便是构建部门技术内生性产业结构转型模型面临的理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