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与第一个十年相比，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从此前的“易热难冷”转向“易冷难热”。全面反映物价水平变化的GDP缩减因子平均增速从第一个十年的4.4％下降到第二个十年的1.8％，第二个十年中出现了连续54个月的PPI负增长。反映经济景气程度的PMI指数前一个时期均值52.8，后一个时期50.4。从总需求角度看，民营部门支出增长动力显著减弱，尤其是民营部门投资增速大幅下降。总需求管理政策实践当中扩大内需和保增长的压力更加频繁。 面对需求不足的问题，中国的总需求管理政策选择与教科书做法和发达国家的政策实践相比独具特色。发达国家近十多年来应对需求不足的主要依托是降低政策利率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财政赤字扩张也在发挥作用但受到政治因素制约较多。中国应对需求不足的政策组合当中，利率政策工具和预算内财政政策工具运用都更加谨慎，强调保留各自的政策空间。财政政策方面，中国在2010-2020年期间的平均赤字率3.2％，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赤字率。货币政策方面，政策利率引导下的银行间市场利率下降小于通胀增速下降，真实利率由降转升，2010年以后十年的真实利率均值较前一个十年高出2个百分点。这与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资本边际回报下降和频繁出现的总需求不足局面形成鲜明反差。中国独具特色的需求扩张方式是地方政府发起并由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和商业金融体系配合的举债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利率政策工具和预算内财政政策工具相比，这种方式在中国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实践当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总需求管理政策组合对债务杠杆率、民营部门投资在总投资的占比、投资率等指标带来什么样的结构性后果，如果选择有别于当前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工具组合，那能否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带来更有利的经济结构变化和更低的债务杠杆率。学术界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当中，关注的重点是某一类型政策发挥作用的机制，比如盛松成和吴培新(2008)、马骏和王红林(2014)等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以及王立勇和徐晓莉(2018)等关于财政乘数的研究等。与本文更具相关性的是货币和财政政策配合的研究。陈小亮和马啸(2016)发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双宽松)可以为财政政策创造空间并为货币政策节省空间，增强政策可持续性。马勇(2015)认为中国保持了被动型货币政策和被动型财政政策的组合，这种组合有效地确保了政府债务的可控性，但容易滋生通胀和泡沫经济。鄢萍等(2021)认为在国企市场势力较强和金融抑制环境下，财政政策应当在稳定产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货币政策则应该更加侧重关注通胀。现有文献中较少关注本文探究的核心问题，即比较不同类型总需求管理政策工具组合对产出、杠杆率和经济结构指标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优化总需求管理的政策组合。这里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工具不再限于财政和利率政策工具，还包括了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投资。 文章的主要发现是通过更多地降低政策利率，同时降低对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投资的依赖，中国经济可以在有效提升总需求水平的同时实现更低的债务杠杆率和更高的民营投资占比。我们这里使用了传统的宏观经济建模方法，与当前普遍流行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相比，优点是模型更加简洁、操作简单、容易辨识机制，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缺点是少了微观基础和过于依赖事前假定，对一些动态机制分析不够。未来在模型的完善程度、参数估计等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文章接下来的内容安排如下：首先介绍中国经济“新常态”及其对总需求管理的挑战；其次是基于中国经济特征事实的结构性宏观经济模型；而后是政策工具组合的比较分析；最后是结论。 1 中国经济“新常态”及其对总需求管理的挑战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后，中国总需求管理政策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但是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与之前的三十年相比发生了诸多转折性变化。 1.1 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 以2010-2012年为界，诸多关键宏观经济指标颠覆了此前的运行趋势。其中突出的表现包括：经济增速从迈入21世纪后的持续攀高逆转为2011年以后的持续下降。产业结构方面，2012年之前剔除价格影响的工业部门真实增加值增速多数时间里超过服务业真实增加值增速，此后服务业真实增加值增速持续超过工业而且保持了较大差距。支出结构方面，2011年之前十年消费率下行、投资率上行，此后消费率上行、投资率下行。外部头寸方面，经常项目余额与GDP之比以2009年为分界点，由此前的持续上升逆转为持续下降。经济周期波动方面，反映整体物价水平的GDP平减指数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震荡上行转为之后的震荡下行，反映经济景气程度的PMI指数也在2011年以后明显下了一个台阶，经济由此前的“易热难冷”转为之后的“易冷难热”。区域和城市发展、财税收入、信贷、企业盈利等诸多方面也都展示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与前相比的转折性变化。 这些重要宏观经济指标的转折性变化并非孤立存在，其中贯穿的主要线索是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当购买力平价标准下的人均收入达到8000～9000美元的时候，对一般制造业产品的消费增速开始放缓，消费升级的内容开始转向了更高端的服务和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更高端的服务。这些更高端的服务业和制造业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知识密集型，需要有更多的知识和信息投入、专业技能投入和精细化管理投入。更高收入水平下的消费升级是推动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的源动力。正是在这股力量驱使下，消费支出结构、产业结构、人口流动和城市形态的一幕幕变化随之而来。(张斌，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