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制约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地区发展差距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体现。①东西发展差距仍是我国当前地区发展失衡的主要来源(刘学良等，2022)，但南北发展差距正在快速扩大(盛来运等，2018)。人口有向要素报酬更高的大中城市聚集的倾向(DESA，2019；陆铭，2016；2017a；2022)②，这会引致地区政府对劳动力生产要素展开竞争，如把发展资源③集聚到省会的“强省会”战略被广泛采用。④中国政府对关键社会发展资源如土地要素、金融要素以及政策资源(如政策平台、政策试点)等的调配与控制能力，是世界上少有的(刘守英，2021；陶然，2022；赵燕菁，2023；兰小欢，2021；周黎安，2017)，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正是这种中国特色的政府能力，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自身对于关键社会资源的调配能力来展开地区生产要素竞争。宁越敏和张凡(2021)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省会城市人口首位度呈总体上升趋势，但沿海省会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的首位度有着明显差异，沿海地区省会城市首位度较低，而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首位度普遍较高。这种要素集聚对地区发展平衡有何影响?其集聚有何规律?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怎样的?这些是本文想探寻的。 地区竞争事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而发展平衡则关系到共同富裕。许宪春等(2021)分析2011-2018年南北差距并指出，南北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在持续扩大；地方内失衡呈上升趋势，且北方地区上升趋势更加明显。地方政府干预要素市场配置的政策常带有负外部性，会给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带来“硬性干预”与“软性干预”两类障碍，并最终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从生产要素市场来看，行政力量对要素价格的干预和要素流动的障碍仍然广泛存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只走了一半”(陆铭，2016)。生产要素市场的地区分割严重影响了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和要素市场的统一开放，降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刘志彪(2021；2022)、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认为增长追赶战略是阻碍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追赶战略驱动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从而带来了生产要素的扭曲配置。⑤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劳动力在地区间能自由流动，需要改革户籍制度、城乡福利制度等，但这可能与地区竞争压力下的地方政府激励并不一致，并引致出新的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地方政府竞争策略。强核策略的实施，可能会拉大地方核心区域与外围区域、实施强核策略地区与实施平衡策略地区间总和与人均收入差距，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商品市场的地区分割曾是改革的重点，而当下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生产要素市场的地区分割。 乡村在经济权重上属于地区经济的“外围”区域。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尽管2008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逐渐缩小的趋势，但一直在高位徘徊，且绝对差距也在持续扩大，从2008年的10550元增加到了2020年的26703元(万广华等，2022；李实，2022)。由于高收入样本代表性不足和收入低报造成收入差距的低估，那些认为收入差距拐点已经到来的判断并不可靠(罗楚亮等，2021)。政府政策干预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城市化滞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与旨在鼓励资本密集型部门优先发展的政府战略密切相关(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城乡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城市偏向型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是阻碍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原因(陆铭和陈钊，2004；陆铭，2016；陆铭和李鹏飞，2022a)；不畅通统一大市场，则有可能导致欠发达地区对转移支付的过度依赖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李鹏飞和陆铭，2022)；2003年国家开始实行的各种惠农政策以及农村精准扶贫的大量资源投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显著作用(李芳华等，2020；李实，2022)。 一般而言，劳动力自由流动有利于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也有利于地区发展平衡的实现。本文分析表明，在政府“看得见的手”政策干预下，上述结果可能并不一定是必然的。地区竞争的激励与压力使得各地纷纷选择“强省会”战略这类强核策略。强核策略的实施可以吸引地区内外居民来该地区核心区域⑥就业，从而核心区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这也可能会扭曲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使得地区发展失衡。这是因为在各地区拥有发展资源配置权的情况下，以地区生产总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地方政府是否采取强核策略，是做如下权衡：地方政府采取强核策略，可以吸引外地区居民来就业并减少本地居民的流失；但强核策略是通过把本地区外围区域的发展资源集中到核心区域来实现强核策略的，本地区外围区域的生产会因此而受到损害。除了对本地外围区域的生产造成损害外，还存在没有纳入地方政府权衡内的两类成本：强核策略对外地区生产造成的损害以及因吸引了更多居民前来就业而增加的社会迁徙成本。强核策略的这些负外部性可能会导致要素资源的扭曲配置和社会效率的损失。 为了避免地区竞争外部性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需要建立有效的跨地区利益协调机制，或者把发展资源配置的审批权配置给能综合权衡各地区利益的决策部门。由于初始生产禀赋较高的先发地区实施强核策略的外部性更强，因而对先发地区强核策略的审批条件要更为严格；而针对后发地区强核策略，社会最优配置规则要求后发地区实施强核策略带来的生产总值增量够大，但对该策略给先发地区带来的损失则较为容忍；总体上，为避免强核策略给社会带来资源错配，社会最优配置规则更偏向不集聚发展资源的平衡策略。要实现核心区域与外围区域间、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间的平衡发展，还需要建立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如果地区内部转移支付的成本低于地区间的转移支付成本，先发地区会率先实现地区内部的发展平衡和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