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受到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文科消亡论、取消论等观点甚嚣尘上。具体到政治学领域，不论是出于对学科未来发展方向的理性思考，还是基于社会科学研究对现代技术发展的积极回应，“计算政治”的理念一经提出便在政治学界受到了广泛关注。随着政治学二级学科的调整，“计算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信息技术时代寄托学科发展范式转型的重要希望。但是，作为一门新兴二级学科，目前计算政治学本身的体系建构还未完成，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范式的架构在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共识。在研究对象层面，理论界往往从一般性的计算政治学视角入手，对计算政治学学科体系发展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宏观概括和总结。但总体而言，研究的关注点依然是“计算的政治”或者是“政治的计算”，而非“计算政治”本身，即计算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论基础尚未得到充分阐释。在研究内容层面，将信息技术理论及数字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简单套用到计算政治方法论体系中的情况依然明显，即技术本身无法与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进行无缝衔接，两者之间存在较深裂隙甚至是“两张皮”现象。在研究方法层面，传统行为主义政治学无法完全适应数字化转向的需要，模型设计和数据获取等依然采取问卷搜集的模式，数据清洗、要素模型构建等基于数据对象的方法场景使用还在探索之中，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计算政治学大模型分析范式以及算法工具体系建设的完成仍有较大差距。 “计算”本身最突出的特征集中体现在以理性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政治运行模态转换，并通过对社会生活的“算法”化处理达到对现实政治行为规范调整的目的。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计算方法的引入其核心要义在于对现实事物的量化转换与技术测量，并为其抽象化体系形态的建构提供技术路径。但计算本身是否仅仅是对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与运行的模式的取代依然在学界存在广泛争议。上述问题的焦点，关键在于作为计算社会学和政治学发展的交叉领域，学界对于两者之间的结合性与整合度问题存在疑虑，对于计算方法或工具与政治现象或行为之间能否实现耦合存在质疑。特别是传统计算分析模式对现实计算政治学有哪些深层次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手段对现代政治学体系的冲击等原理解读还处于探索的起步阶段。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从政治哲学角度对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论证鲜有涉及，导致在学科研究体系中呈现底层逻辑建构不够稳固的问题。如何筑牢学科发展根基，关键是在论证过程中将“计算政治”的运行模式和“计算政治学”的研究现象进行清晰界定。特别是，对于如何理解政治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着的“计算”传统与渊源，以及这种方法本身的历史贡献和现实局限性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并加以阐释。从研究范式角度看上述问题的深化解析将有助于提升学科研究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这不仅是一个基础理论的建构难题，更重要的是涉及研究体系向现实实践场域转换问题。而相关政治学研究范式的重构，则应当从政治运行体论建构的角度入手，为计算政治学研究搭建坚固的学科“骨架”和发展“根基”。 一、“信息本体”：计算政治的“人—际”关系形态特征 本体论作为哲学理论的基本概念，是对存在的本质进行哲学界定的范畴。本体论政治(也称政治本体论)，则是对政治行为存在本质问题的探寻与解析。从本体论角度回答计算政治学，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界定政治的“可计算性”属性。即在抽象的量化计算背景下，现代哲学发展已经超越了西方哲学思想长期以来所固有的“心—身”“主观—客观”的二分模式，以一种“人—信息—世界”的架构呈现。此时，传统“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政治关系会有怎样的体系化变革，并且这种变革会带来怎样的社会连锁反应？只有上述问题得以科学回答，才能有效奠定相关学科发展的根基。而对计算性本身的理解，则应当从政治现象与对象体系的转换模式入手，以信息为本体深入解读政治“现实场域”向“抽象形态”的转换机理，而这也构成了计算政治学的底层理论逻辑。 (一)政治现象的“信息体系”解释范式 从政治哲学角度理解“政治现象学的核心问题是，在政治经验中，人们所体验到的‘对象’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在人们的体验中显现出来的”[1]。伴随着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发展，“政治现象学、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至多是在方法论意义上呈现出某种三足鼎立的状态”[2]。在这个体系转换过程中，本体论研究的价值在于对政治现象解释方法体系的功能性建构与意义的思考。这是因为，从学科发展角度理解政治现象学本身是“通过直观政治现象的本质，描述、分析和阐释政治现象及其所蕴含的意义”[3]。究其原因在于现象学是一种与内容相关联和指向的对象性体系，是以“表象形态”表征事物“本质特征”的体系性存在。而对于政治现象的解释过程与方法体系的形成意义在于，从现象到解释的本体论建构过程，并非简单完成了“是什么”问题的解读与回答。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研究“可以与政治哲学的其他理论进路的展开方式相互补充，共同促进我们对政治经验的理解与政治世界的规范性”[4]，从而形成从解释过程向建构过程的系统性转换。 从信息哲学视角解释政治行为，其运行模态可以视为是对政治系统中的信息要素的处理与控制过程，即信息本身所承载的基本价值是以秩序化为取向，其本质是对要素结构体系的内在组织化程度的度量。而信息本体所蕴含的“负熵”属性对于消除现实物质世界运行的不确定性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此时，信息本身对于社会运行而言不仅仅是“润滑剂”，更是一种“粘合剂”，即信息是以有序的存在性对抗无序的随机性，使系统在更加复杂的状态下重新进行组织。这不仅体现了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石，信息成为重要生产要素，与传统要素形态相结合广泛渗透到社会化大生产全过程，从而有效激发了经济活力和生产效率。与此同时，信息要素作为重要的社会运行调控资源和调整手段，广泛应用于社会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呈现“全领域”“全场景”特征，对于提升治理效能、提高管理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时社会运行的结构体系转换为一种借助于信息调控功能而形成的高度抽象化的权力运行形态。通过对现实社会运行过程的调整，形成了以信息技术为调控工具、以符号秩序为目标的社会控制机制。在新一代智能化信息技术推动下，传统政治运行模式进一步发生结构性变化，以更加抽象和技术化为特征的数字社会运行体系正在加速构建，信息本体的数据化、算法化转向趋势更加明显，政治现象的信息解释体系的计算化转型更显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