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国家隐喻与“国家作为机器” 安德烈亚斯·安特(Andreas Anter)曾有言道:“政治思想史总是一部政治隐喻史,所有重要的国家理论家都利用特定的形象和类比,有冲击力的隐喻对理论的成功而言相当重要。”①如其所言,针对国家创建过程(无论是历史的还是逻辑的),存在着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隐喻,典型如社会契约论和缔造国家类似于有组织犯罪的论题。②与之类似,着眼于国家的目的和形态,政治思想家和社会科学家也提出了多种国家隐喻,如国家作为人③、存在巨链④、有机体⑤、家庭⑥、海上航行的船舶⑦、建筑物⑧、剧场和竞技场⑨等。与上述有关国家形态和运作的隐喻一样,机器也是经常用以形容国家的一个喻体,即“国家作为机器”——很多时候直接简化为“国家机器”。 尽管国家作为机器一度取代了国家作为有机体或身体的比喻,处在政治与社会思想的中心地位⑩,但有机体隐喻在当代政治实践和政治话语中至今仍有生命力,除直接宣称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外,政治文件中充斥着机关(organ)、骨干、有机整体、唇齿相依等词汇。而在学术研究中,有机体隐喻不仅存活无恙,且至今仍有能力开辟国家理论的新方向。(11)与有机体隐喻的现状相比,国家作为机器的隐喻几乎已经沦为一个死亡的隐喻(12):该词出现于政府文件和学术研究中的频率远较有机体更低,其内涵平常、狭隘且负面:“‘机械的’这一谓词,对于国家而言,就意味着暴力、抽象理智和金钱的统治。”(13)受此影响,“国家机器”不仅内涵单一,难以给人理论启发,而且其历史模糊不清,演变的来龙去脉难以捉摸。 近来,洪涛在国家机器与个人自由的大主题下勾画了国家作为机器这一隐喻的发展历程,该研究建立起一道“培根—霍布斯—托克维尔—马克思—列宁—韦伯—福柯”的思想史弧线,不仅具有历史的纵深,还饱含政治哲学洞见,对思考当代的国家、民主与个人关系颇有裨益。(14)然而,这份最新的研究与此前施米特(Carl Schmitt)、迈尔(Otto Mayr)、施多尔贝格-雷林格(Barbara Stollberg-Rilinger)、伍顿(David Wootton)和安特的相关作品一样,缺少若干思想史环节,同时存在将不同意义的“国家作为机器”合并在同一传统之中的问题。(15)本文力图回答一个事实性问题:国家作为机器隐喻的历史发展过程究竟如何?通过追溯国家机器隐喻的思想史,诠释“国家作为机器”在不同人物笔下的意义,指出该隐喻实际上包含了三类不同的思想主题,因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传统,并且每一个传统都构成了一条相对独立的思想谱系。 为完成上述目标,本文在方法上结合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语境论和谱系学。语境主义已为学界所熟知,其要旨在于将观念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同时观念也总是参与对话和说服他人的话语工具。(16)就理解国家隐喻的语境而言,如施托莱斯(Michael Stolleis)所说:“每个时代都要树立其(国家)的神话和模范形象,它们可能建立在本能的直觉基础上,是‘前科学的’,也可能是在较高理论水平上的形成的国家法基础。伴随这些模范形象,并与之盘根错节的,是各种偏离思潮和反对思潮。”(17)而斯金纳所说的谱系学也与尼采相似,亦即“检视……概念在文化中的发展、受到的挑战、与之竞争的不同说法,以及这些理论的竞合消长”(18)。相较于尼采和福柯,斯金纳的谱系学较不引人注目(19),但谱系学不仅弥补了语境主义长于思想解读而弱于构建思想序列的问题——更直白地说,长于探究人和思想的关联而弱于构建思想与思想的谱系,并且适当地弱化了尼采和福柯式谱系学有时过分强烈的批判倾向(20),因此,对于理解一个异质性观念的发展史,语境主义和谱系学都属必不可少。 以下,本文首先详细说明“国家作为机器”观念兴起的机械论思想背景,概述机械论哲学及其后果。其次,分疏国家作为机器的三种传统,即国家作为自动运行的理性机器(以霍布斯、官房学和韦伯为代表)、国家作为权力制衡的复杂机器(以孟德斯鸠和联邦主义者等为代表),以及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动力机器(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最后,概述追溯国家作为机器这一隐喻的历史在当下的意义。 一、机械论哲学与机器 机械论是所有国家机器隐喻的共同思想背景,这个隐喻很大程度上只是机械论自然哲学扩展到社会事物上的一个结果。笛卡尔作为机械论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21),区分开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即思想着的东西与有广延的东西,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联,这种二元论背离了文艺复兴早期流行的物质和非物质之间存在“吸引”的自然主义观念,在解释世界时除了物质和运动不采纳其他任何解释原则(22),感觉世界由此成为一个幻觉的世界。在秉持机械论的新哲学看来,世间万物均可还原为物质和运动,不必在解释钟表的滴答声时求助于“发声性”或在解释鸦片的催眠作用时使用“催眠潜能”这种亚里士多德式虚构(23),万事万物的运转都具有客观规律,并且人们能够掌握这种规律。 一定程度上,机械论哲学来源于16—17世纪的人们对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自动机的观察(24),机器可以拆卸和组装,零件之间的关系紧密而清楚,原则上内部并无不能理解的秘密。因此,机器作为可被清晰且彻底理解的典范之物,很快就成为人们理解其他事物的重要参照,此时尤其常见的类比物是精密的钟表,它的特征与机械论哲学极为契合:“它的行为是规则的、有序的和高度可预测的。”(25)在整个17世纪,人们利用逐渐成形的机械论体系解释物理世界的方方面面,除探究运动的性质,还以机械论语言重新讲述了光、颜色、气压、植物生长、金属形成、天体运行等事物和现象的性质与机制。而机械论哲学的兴起以及机器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攀升,伴随着三种观念的变革,一是自然(宇宙或世界)的机械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然/人造区分的崩溃,二是人的机械化,三是人类社会的机械化。在这三个领域,人们都能观察到大量的机器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