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场域”中的田野实验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者如何观察、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中的社会过程，目前主流的方法主要有三个路径：一是基于“大样本”数据收集进行的统计分析定量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揭示了变量的相关性。二是基于“小样本”的定性案例研究，这种研究方法聚焦于变量的影响过程机制。三是使用混合研究方法，例如先通过大量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并结合田野观察对变量关系进行解释。但是这三种常见的研究方法路径均无法有效地直接对变量的因果关系做出观察和推断。于是，社会科学家从自然科学的随机对照实验(RCT)中受到启发，使用实验法对变量因果关系进行考察。但社会科学研究者更需要关心行动发生的背景，也即布迪厄称之为“场域”的那些要素[1]，要从宏观的社会结构性特征理解制度背景对行动的影响。施特劳斯和科宾也强调特定情景中行动与环境互动的动态过程。[2]因此，随着新的实验技术与工具的出现和对研究问题的深入探索，实验方法不断完善，数据收集方式不断改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呼吁在真实情境中采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 政治学中田野实验的复兴始于一系列关于投票活动的实验研究。[3-4]一开始，田野实验集中应用在选举投票的政治过程中[3]。后续研究人员逐渐拓展田野实验的应用领域，通过巧妙的设计，将实验嵌入到真实世界的社会背景中，观察揭示各种社会现象的因果机制，例如研究精英行为[5]、透明性问题[6]、暴力冲突问题与和平问题[7]。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中，运用田野实验方法的研究的论文数量及其影响都在增长。[8]2019年，班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利用田野实验减少全球贫困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9]，更是极大地提升了研究人员对田野实验方法的使用热情。整体而言，田野实验有助于改进过于强调技术、规范和样本量的量化研究，通过发挥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10]和格拉泽的理论触觉[11]，把实验干预行动放入实景“场域”中以更好地观察、分析和解释真实社会世界的运作逻辑并进行因果推断。同时，田野实验还能为实务界提供增进政策有效性的切实依据。这两方面的价值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田野实验方法的持续应用和不断发展。 二、平衡的潜力：田野实验的定位 (一)田野实验方法的发展 统计学家费舍尔提出用随机对照实验(RCT)回答因果问题。在随机对照实验中，实验组和对照组随机产生，因此实验结果的任何差异都反映了干预的影响。政府和政治研究者受到启发，尝试借此克服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4] 田野实验方法的定义时常通过和实验室实验方法(Laboratory Studies)对比为人们所认识。麦克德尔莫将实验室实验定义为研究人员应确保实验过程中除了对自变量的干预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变化，且其中研究人员拥有对实验对象的招募、随机分配、干预和测量的控制权，实验设计还应该包括标准化的流程，以确保任何观察到的因变量变化都来自实验干预，以及确保实验室实验因果推断的内部有效性。与之相比，田野实验对于实验外部环境的控制没有实验室实验那么严格。麦克德尔莫认为实验方法还应包括田野研究(Field Studies)、田野实验(Field Experiments)和模拟研究(Simulation Studies)。[12] 研究人员常常依据控制程度对实验方法进行具体的分类。海森恩等人以“是否有实验组和对照组、干预是否外生、是否随机分配、研究人员是否能控制干预、研究人员是否能控制环境”五个维度区分实验室实验、问卷调查实验、田野实验、自然实验、准实验、传统大样本观察性研究和传统单案例这七种研究方法。[13]在海森恩等人所介绍的实验研究方法中，田野实验、自然实验和准实验在概念上最容易混淆。这三种实验方法均没有对环境维度进行控制，而是发生在真实自然的情景中。在此基础上，准实验与自然实验均不对实验干预进行控制，而是依赖自然事件或者社会事件进行实验分组。虽然在准实验中，研究人员也依赖政策事件的发生，但是研究人员可以选择或设计对照组，因此适合政策评估使用。以评估交通限行对交通缓解情况的影响研究为例，交通限行政策是政府或城市决定实施的，因此，自然实验的研究人员不能选择哪些地区实施限行，哪些地区不实施限行，因此研究人员只能根据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比较，如限行地区和未限行地区的交通拥堵变化。而准实验设计中，研究者则可以主动选择一组未实施限行政策但是其他特征与已经实施“限行”政策相似的城市进行对比，并使用统计技术来校正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初始差异，评估“有无限行”对“特定特征”城市拥堵程度的影响。相比而言，准实验的使用更为灵活，但非(类)随机分配和统计校正不当则可能引入偏差。 进一步的田野实验分类基于与真实世界的相似程度，把田野实验分类为人为田野实验(Artefactual Field Experiment)、框架式田野实验(Framed Field Experiment)与自然式田野实验(Natural Field Experiment)[14]，这三种田野实验的“真实”程度依次递增。人为田野实验是对传统实验室实验的延伸，其实验场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会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出现，例如实验在乌干达进行独裁者游戏模拟，通过被试对象表现出的利他程度探索种族合作议题。[15]框架式田野实验相对人为田野实验更加贴近真实世界情景。例如勤恩等人通过邀请美国议员雇用的助理进行情景演练，模拟他们平时对议员日程安排的决策过程，探究助理在得知会面请求是由政治行动委员会(PAC)代表还是选民提出后，做出日程安排的决定差异。[16]自然式田野实验最贴近真实世界情景，实验对象是在真实环境中自然地执行任务，被试群体很可能不知道他们正在进行实验。因此田野实验是通过尽可能的增加真实感以在内部和外部有效性之间提供合理的权衡，这种平衡的潜力使田野实验成为许多研究领域的“黄金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