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将生命政治表述为“一种新的权力技术”[1]216，之后他逐渐转向对生命权力的考察，并从不同视角分析了权力技术和生命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生命政治学研究，学界侧重于将“生命政治”界定为政治权力对生物性生命的规训，忽视了资本在其中所蕴含的隐秘的权力关系，因而生命政治学研究的权力向度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开篇便将生命政治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关联起来，并宣称自己要展开一场针对当下政治经济学的后政治经济学批判。尽管这一抱负并未在福柯后期研究中落地生根，但不可否认，对生命政治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该而且能够构成一条合理的线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脉络中，马克思和齐泽克的资本权力批判为我们从生命政治视域洞察资本运行机制、主体生存境遇以及生命权力的隐蔽运作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将资本权力置于生命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剖析资本权力如何内在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并以一种极为隐蔽的形式渗透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形成了资本的生命权力机制或者说资本的生命政治学。 一、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资本权力及其生命政治学意蕴 尽管马克思从未提出过“生命政治”一词，但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详细阐释了资本如何作为一股客观的经济力量来干预和操控劳动者的生命，并通过商品生产和劳动剥削等塑造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故而，只有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命政治学批判的整全性视野中透视马克思的资本权力理论，才能深度彰显马克思资本批判研究的历史大视野。 资本不仅仅指“能生钱的钱”，还表征着一部分人能够占有和操控另一部分人这一权力关系。从经济角度来讲，资本绝非僵死之物，而是能够实现自我繁殖、自我增殖的财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能够将全部的生产领域和日常生活世界都吸纳至资本增殖的漩涡之中。但如果仅仅将资本定义为“货币的逻辑，钱的逻辑”[2]380，显然还不能够触及马克思对资本的深层次理解。实际上，资本的增殖逻辑和权力逻辑紧密相关、相互生成。“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3]877。或者说，“物”只是资本权力的显性呈现，“关系”则是资本权力的真正表达。此处的“关系”既表现为“资本—劳动”所结成的利益关系，更表现为“资本—劳动”所隐含的权力关系，即资本在其增殖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压迫和奴役人的支配性力量。这是因为，“资本—劳动”权力关系的不平衡性和不对称性深刻地存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社会结构之中，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是否拥有生产资料直接决定了是否拥有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控制权和支配权。故而，物的占有的不平等势必导致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关系。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探寻资本权力生成的关键所在，亦是“人”转为“赤裸生命”的基本条件。众所周知，劳动力成为商品须具备两个前提：其一，劳动者一无所有，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其二，劳动者可在市场上自由出卖其劳动力。可以说，资本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部赤裸生命的生产史。“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4]198。追溯资本原始积累史，新兴资产阶级不惜一切暴力手段剥夺土地等生产资料，强制性地让大批劳动者变成市场上一无所有且自由行动的原子式个体。就劳动者的生物属性来说，他们是符合生命特征的人，但就其社会属性而言，劳动者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面对着主体性完全丧失的现实困境，他们在私有制运动中兴起，却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他们身处资本主义政治共同体之中，却在政治共同体中找不到适切的位置，反而处处被合法地压迫、剥削和戕害。在马克思的资本总公式(G—W—G')中，他进一步认识到资本权力的“张扬跋扈”如何体现于劳动力自由买卖这一事实中。在他看来，一般的商品流通无法带来新的价值，唯有出现在流通市场中的特殊商品即劳动力才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其所创造的超出自身交换价值的部分就是新的价值，亦即剩余价值。“在G—W—G'这一运动中出现的价值，是从流通中产生，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并且自行增值的价值，是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就是资本”[5]19。一方面，劳动者的鲜活生命作为资本家无休止地攫取剩余价值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在资本权力的强力逻辑下，生命成为徒有外壳、丧失主体性的赤裸生命，其一切价值与意义就是完成资本增殖的使命。可见，资本权力的生成建立在劳动力商品化这一表象之下，而所谓的市场平等交换丝毫未改变劳动者仍是赤裸生命这一基本事实，因为交换的发生是基于买卖双方在“物”的占有方面的严重不平衡，资本权力对赤裸生命的生产本质上是化了妆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 资本权力占有生命的最佳媒介是形成所谓的“机器体系”，即让劳动者的身体服膺于机器与技术的需要，并由此形成了一整套有效驯化身体的规范机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大量论述了大机器与资本生产之间的深刻关联，集中表现为机器体系如何通过产业工艺学让“活劳动”降格为“死劳动”。就劳动工具的本身功用而言，劳动工具的使用是人类身体器官的极大延伸，它体现了人类劳动对自身生理性界限的突破与超越。正如马克思所言，原本“工人把工具当做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6]185。然而，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方式下，真正获得技能和生命力的不再是劳动者，而是抽象且永生的机器，而劳动者的身体仅仅“转化为终身从事这种局部职能的器官”[4]393。在对机器的理解上，马克思认为更确切的表述应该是由诸多智能器官组成的机器体系，其中，劳动者只是这一机器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或部件[7]90。马克思之所以采用“机器体系”这一表达，意在强调资本权力之下机器和身体的颠倒关系，身体的敏锐性、灵巧性与生动性完全被以机器体系为媒介的资本权力所遮蔽。在资本家眼中，劳动者和其他任何生产资料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它们一道服从于整个机械化体系，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增殖。为此，资本通过一系列精细化纪律制度展开了对劳动者身体的权力规训。《资本论》中大量关于工厂制度的章节揭示了资本权力如何驯化出有效且服从的身体。不同于福柯所讨论的监狱、医院等，在马克思这里，工厂是生命政治运作的根本场域，为资本规训和盘剥劳动者的身体提供了空间。一方面，在时间安排方面，工厂制度通过不同手段占有和调配劳动时间。在初期，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将劳动时间绝对延长，只提供能够保障劳动者活下去的休息时间；受制于身体的生理界限，资本家后又转为缩短劳动时间、提升劳动强度，强迫劳动者必须严格按照特定时间表和操作规范展开工作，让身体的每个动作、姿势和节奏都必须自始至终地符合机器的运转。另一方面，在空间布局方面，工厂制度将劳动者的身体固定在特定的空间位置进行规范操作，使得原本连续的、流畅的、完整的生命活动被消解为程序化、机械化、单一化的肢体运动。马克思指出：“每一个人只代表联合、汇集在一种特殊劳动中的个别操作。”[8]304在工厂制度和机器体系背景下，资本权力之火“愈烧愈旺”，其旺盛的生命力建立在吮吸他人生命的基础之上，而劳动者日益降格为丧失意识、内容和灵魂的附庸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