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镜清(1905-1993)，男，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我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家，他因为教育心理研究的巨大成就而蜚声海内外。1927年，他就读于中山大学教育系。1934年赴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研读教育心理学，兼攻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1937年回国后，先后任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教育学院、广东省教育学院、广东省文理学院教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研究所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南师范学院、广东师范学院、广州外国语学院教授兼副院长，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心理学博士生导师，是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科的奠基者和学科带头人。 阮镜清在教育心理和民族心理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特殊时代的原因，他的民族心理学研究资料留存有限(莫雷，1990)，导致后学在学习和研究阮镜清的心理学思想时对其教育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如数家珍，对其民族心理研究却鲜有了解。研究阮镜清的民族心理学思想，无论是他对民族心理学的学科构想，还是他的具体的民族心理学研究，都对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历史及当前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 关于民族心理学的性质及研究对象 阮镜清(1930)在《教育研究》上著文，系统谈论了他对民族心理学的构想。首先，他澄清了民族心理学不是民族性心理学。民族心理学即研究民族的特性，如中国人和平勤俭、德国人服从爱国，等。阮镜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论述民族心理学的性质时就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谈论民族心理的产生和发展。他认为，一切心理都有其历史根源，都是发展变化而来，是由“许多大的小的阶段有机构成的，……任何一种事物或现象也都是这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从其自身上说，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从它自身历史的发展中演化到这个状态的”，“有机体的心理现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乃是发展的过程”。他认为，民族心理学的最根本性质就是“原是在发展的研究上，是研究各民族整个心理上种种现象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基本法则的，换句话说，民族心理学等于人类发展心理学”(阮镜清，1930)。 与他对民族心理学性质的看法相一致，阮镜清认为，民族心理学应该以原始文化即文化的发生或初期状态为主要研究对象。其逻辑为：在社会关系中，文化是透过人的心理表现出来的东西。文化的形态有两种，一种为先史材料，另一种是当今一切未开化民族的文化(阮镜清，1930)。第一种材料是片段的、不系统的。因此，努力对未开化民族所处地区的田野研究或实验会获得更有价值的材料。在心理学史上，心理学创始人冯特(Wilhelm Wundt)就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人类社会一般发展的基础的心理过程，以及人类集体精神活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产物——语言和艺术、神话与宗教、风俗、文化——的发生”(胡礼遇，1986)。冯特指出，民族心理学形成于19世纪中期且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意义：(1)对不同民族智力、道德和其他精神特点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这些特点对政治、艺术和文学精神之影响的研究；(2)以心理学为基础，将关于人的心理发展的语言、宗教、风俗等分门别类的研究合成一个统一体(尹可丽，张积家，2021)。第一种意义的民族心理学以Lazarus和Steinthal为代表，他们首先引入了“民族心理学”的术语来指称一个新的知识领域，并且在1859年创办了《民族心理学和语言学》杂志，要求从心理学角度来认识民族精神的本质，进而勾画出不同民族的特征。第二种意义的民族心理学以冯特为代表，它指向了人类的童年，指向了发生心理学，即人类心理发展史，旨在揭示出人类社会由原始走向文明的至关重要的心理因素(尹可丽，张积家，2021)。冯特认为，高层次的心理价值和心理积淀并非源自个人，而是源自“民族”中多人的结合和互动。“民族”包括家庭、阶层、氏族、群体，是一个集合概念，人类心理生活的概念都与之相联系，因此有决定性意义(冯特，刘世能，1992)。民族心理学家通过描述原始人类的语言、神话、艺术、风俗习惯的外部特征，来考察决定原始生活的心理因素；对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人类的思想、信仰和行为，给出心理学解释。因此，揭示从原始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全人类的心理发生过程，是冯特民族心理学的方法和路径，其价值取向是人类生活共同体早期心理发展的共性，超越了个体、群体、国家的范畴(尹可丽，张积家，2021)。再结合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的四大板块，即原始人、图腾制度、英雄与神的时代和人性发展，可见，阮镜清对民族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考虑是与冯特的主张基本一致的。 阮镜清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聚焦于原始文化，聚焦于人类社会发展早期，无疑具有缩小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之嫌，但亦有一定的“正本清源”作用。梁启超就认为，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通过个体的有意识模仿和无意识熏感来实现的。创造者在创造之后，会熏感国人，而被熏感的人会将别人的创造吸收入自己的“识阈”中(梁启超，2012，p.6)。社会心理就是“前此全国全社会既死之人，以不死者贻诸子孙也”(张积家，1991)。因此，只有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人类心理发展早期，聚焦于人类或民族的童年，才能够揭示出民族心理的源头和产生原因，这种历时性考察无疑是必要的。考察人类心理的发展史，揭示出民族心理特征的来源、产生原因及发展脉络，这既是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心理学家就认为，在原始社会中，人还没有独立的个性。个人是融合在社会集团之内的。人只是神的意志的工具。原始公社解体了，才有了阶级，有了社会分工，才开始有了个性的发展，才有了个人的精神生活。在冯特之后，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ev Vygotsky)创立了社会文化历史学派，对人的心理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社会文化历史理论和高级心理机能理论，成为民族心理学的第二种意义的成功研究范例(列夫·维果茨基，1997，pp.1-17)。阮镜清对民族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思考无疑有助于在研究民族心理时整合民族心理学的第一种意义与第二种意义，将同时性比较与历时性考察整合，因而更有助于洞悉民族心理的本质和规律。 2 关于民族心理学的基本问题 既然民族心理学是一种发展心理学，那么就有两大问题，即发展阶段的状态和发展的顺序关系。在阮镜清的民族心理学思想中，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文化中的各个要素和发展状态密切相关。理解发展阶段的状态的关键就是要理解各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将民族心理学看成各个人的心理的总和，民族文化就是语言、宗教等要素堆积的结果，这是一种文化的要素机械观，无法有效解释文化形态的统一性、关联性(阮镜清，1930)。相对于要素机械论，另一种观点认为，各个要素的结合且相互影响产生了各要素原来没有的新的性质，这样的理解就要合理得多。但是，仍然从要素角度去理解文化，不能够解释为什么要素变化了全体的形态没有变化等现象，其局限性也就不可避免。阮镜清主张构造的意义，强调“全体性”，认为“全体性”才是理解各个要素的关键。民族心理学首先要承认存在一个整体的文化形态，各个文化要素受它的制约才能够得到特定的意义。“人类心理发展各阶段的状态问题是在有机的全体的见地之下来考查的，所以每一个阶段都代表一个有机的心理构造，并且各具特征”(阮镜清，1930)。文化中的要素关系是理解心理发展状态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