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良好的医患关系是保障医疗服务质量和社会稳定的基石。然而，在复杂多变的医疗环境中，道德争议与医疗纠纷频发，媒体报道中涉及医患冲突的负面事件层出不穷(吴果中，周瑾靓，2014)。这些冲突不仅动摇了医患之间的信任基础，也揭示了其背后更为复杂的心理机制与结构性矛盾。现有研究多将焦点置于制度缺陷或个体心理因素，较少从群体心理的视角出发，探讨医患互动中的群际偏见。这一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医患矛盾根源的深入理解，以及对有效干预路径的系统探索。 内群体偏袒(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体贬损(outgroup derogation)是两种常见的群际偏见。前者指对内群体更为善意、宽容和利他，后者指对外群体成员更为猜忌、漠视甚至敌意(Abbink & Harris，2019)。在医患互动中，这类群际偏见可能导致个体层面的冲突被放大为群体间的对立格局。然而，医患双方在群体身份建构上的差异可能影响具体偏见的表现。医生作为职业群体，具有稳定的身份认同与明确的群体边界；而患方则往往因临时性的健康需求而形成，缺乏持续一致的群体认同(陶思怡等，2021)。已有研究表明，群体认同程度越高，个体越倾向于对内群体偏袒，对外群体贬损(Hewstone et al.，2002)。因此，相较于医生群体，患方由于认同基础较为松散，其群际偏见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然而，这种身份结构上的不对称也可能反向放大患方对医生的外群体贬损倾向。公众对医生的职业道德期望显著高于一般社会群体(吕小康，刘颖，2018；任伊雯，朱艳丽，2017)。即使医疗过失出于疏忽或能力不足，也可能被患者解读为职业伦理的背离(Stępniak，2021)，并引发对医生的系统性负面评价(王雄伟，武承淑，2014)。由此引出一个亟待检验的问题：对于缺乏稳定群体认同的患方，是否存在内群体偏袒和外群体贬损效应？ 在探讨患方是否存在群际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其形成机制，对于揭示医患冲突的心理根源具有重要意义。群际冲突的本质通常具有双向性，冲突双方既可能因为自身过失成为施害者，也可能因对方行为沦为受害者(Webb，2016)。在现实冲突中，不同群体对责任归属的理解常常存在认知不对称，个体更倾向于强调内群体的受害经历，同时低估外群体的痛苦与损失(Bar-Tal & Salomon，2006)。这种认知不对称源于受害者身份赋予的道德正当性(Leach et al.，2015)。通过将外群体建构为施害者，内群体不仅能合理化自身诉求，还能占据道德制高点以凝聚群体认同。这种心理机制被称为竞争受害者(competitive victimhood；Noor et al.，2008)，即群体通过比较苦难的独特性与严重性，争夺唯一受害者的叙事主导权。在医患关系中，这一机制可能同样适用。患方通过强化自身的受害者身份，同时将医生标签化为制度性施害者，从而产生外群体敌意(王沛等，2022)。由此可见，内群体受害者意识与外群体施害者意识可能协同作用，构成医患群际偏见的重要心理基础。 在考察患方群际偏见及其形成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有效的干预路径显得尤为关键。研究发现，在群际冲突背景下，引导群体成员反思内群体的过错行为，尤其是那些违反社会规范、对外群体造成生理或心理伤害的行为，有助于激活其施害者身份意识，从而减弱群际偏见(Čehajić-Clancy et al.，2011；Mazziotta et al.，2014)。这种反思不仅有助于打破单一的受害者叙事，还能促使群体成员重新审视自身在冲突中的责任。基于满足基本关系需要模型(Needs-Based Model of Reconciliation)，当群体无法推卸自身责任时，适度的自我批评有助于促进对外群体受害经历的承认，从而降低敌意与防御性(Shnabel et al.，2009)。据此推测，若能通过干预手段引导患方关注并反思自身群体在医患互动中的不当行为，或可激活其施害者身份意识，削弱对纯粹受害者角色的坚持。进而，这一过程可能有效抑制群际偏见，降低患方的内群体受害者意识与外群体施害者意识。 基于以上，本研究通过三项实验，考察患方对医生群际偏见的存在形式，并探究其形成机制及干预策略。实验1比较患者为施害者、医生为施害者和施害者身份不明三种条件下，被试对施害者和受害者的认知判断，以考察是否存在内群体偏袒和外群体贬损效应；实验2引入内群体受害者意识与外群体施害者意识两个变量，考察其与群际偏见的相关性；实验3将提醒患方过错作为干预策略，并将内群体受害者意识与外群体施害者意识作为中介变量，进而检验干预效果及其起效机制。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所有被试均为非医学教育背景的普通公众。本研究所称“患方”，并非指现实中的具体患者或患者家属，而是指在医患冲突情境中，从患者立场出发进行判断的群体角色。 2 实验1 2.1 被试 通过问卷网发放问卷，在删除规律性作答、作答时间过短等无效问卷后，共收回有效问卷108份(其中女性68名)，平均年龄为29岁(SD=8.75)。所有被试均为非医学专业背景和医疗从业人员，且直系亲属为非医生。此外，排除所有经历过严重医患纠纷的被试。 2.2 实验设计与材料 采用单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包括患者为施害者、医生为施害者和施害者身份不明三种实验条件。因变量为对医患冲突事件中施害者的道德评价和讨厌程度评估，以及对受害者的伤害程度评价。 实验材料改编自网络中的三则真实医患冲突事件，内容涉及医患个体间的言语或行为冲突。在患者为施害者的条件下，情境描述包括患者对医生使用歧视性语言、频繁打断医生说话或在就诊过程中频繁接打电话；在医生为施害者的条件下，仅对行为主体进行身份转换，例如将“患者对医生使用歧视性语言”改为“医生对患者使用歧视性语言”；在施害者身份不明的条件下，事件表述采用中性措辞，避免指明行为主体，例如将“患者/医生就诊中频繁接电话”改为“问诊过程中一方频繁接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