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张建新教授从宏观理论的角度对心理学科发展提出了诸多有益的见解，本文前两部分呈现了张教授对心理学学科的宏观思考，第三部分为《心理新青年》编辑部对张教授的采访，经《心理新青年》编辑部允许为《心理传记与质性心理学》转发。 一、对心理学两种研究路径的探讨 在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中，以心理咨询—治疗为落脚点的人文心理学和以实验心理学为核心的科学心理学同时起步、平行发展。德国人冯特被认为是科学心理学的创立者，他于1879年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强调客观性的生理心理学实验室；而德国人布伦塔诺于1874年出版了《从经验的观点看心理学》一书，强调心理学的主观经验性，开启了人文心理学的研究。奥地利人弗洛伊德于1885年成立了私人诊所，为贵族夫人们进行精神分析式的治疗实践。有趣的是，弗洛伊德曾师从布伦塔诺，他在感受到人文心理学的魅力后，依照科学范式，采用决定论基调撰写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由此可见，心理学独立之初，就存在两种方向不同的思考和研究路径：一种是基于实验手段将心理对象物质化、客观化、抽象化的研究范式(我称为科学心理学)；另一种则是运用主观自省方法进行研究，强调个人经验和人的主体性在心理学理论建构中突出地位的研究路径(我称为人文心理学)。当然，还存在着一个尝试将科学与人文两者融合的精神分析学说。有趣的是，虽然精神分析学说被世人视为主流心理学，且影响着人们的自我观念，但它又被科学与人文等主流心理学排斥在外。 现代主流心理学分化为科学与人文心理学，其源头正是19世纪晚期德国学者为将心理学从哲学中拉拽出来所做的理论思考和操作实践。自与哲学分离、独立成科以来，科学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便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并行不悖”的旅程。 人们对科学心理学的内涵与外延有相对一致的认识，这里就不再赘述。科学心理学在心理学历史上的多数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它致力于揭示可观察的心理与行为背后的机制和生物学基础，寻求如物理学或医学般的普适规律，以便用通用的方法解决心理健康问题。比如，依照科学观，抑郁常被比喻为“心理感冒”，那么科学心理学(以及精神病学)的目标就是致力于寻找和验证能够治愈“心理感冒”的药物，期望服药后患者的抑郁症状能得到缓解甚至消除。但在找寻治疗抑郁的普适药物方面，科学结论未能如预期般理想。 若要人们给人文心理学下一个定义，恐怕就会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了。我认为，人文心理学的核心内容是它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个体经验在心理与行为中的关键作用，人是自主且自由的，并非完全由外部因素(上帝或者规律)决定。人文心理学在方法学上，既与决定论的科学主义区分开来，又与天马行空的鸡汤区分开来。心理玄学建立在人们非理性的信仰之上，其靠跪拜、信物和算命等手段达到心理的平衡；而人文心理学则尊崇理性逻辑，通过概念推理建构起通透的心灵大厦。因此，在理解、帮助和干预一个人的理性价值系统和心理健康状态过程中，人文心理学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人文心理学拒绝在心理健康服务和精神卫生临床实践中使用固定模式来解决所有心理健康问题，因为它坚信心理状态和心理健康的波动具有鲜明的个性化、动态性和情景互依性。同时，人文心理学也拒绝心灵鸡汤，因为非理性的信仰只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蒙昧和更大的偏执。 当前，中国心理健康服务领域尚未充分重视科学与人文心理学既相互区分又相互联系的底层逻辑，最先引进中国的精神分析学说对心理学实践者影响至深，因此，人们在思考和实践中常将科学与人文混淆。有些心理咨询师将自己使用的个性化的咨询治疗方法称为科学方法，似乎这样可以增加自己的治疗方法的可信度；而一些科学心理学工作者在解释人们的心理困惑时，常常列举种种未经科学证实的可能原因，似乎自己无所不知，怎么都是对的；但这样做的结果，就使严格的科学推论沦为了纯粹的个人猜测，与算命无异。 为提升心理健康服务的整体质量，我们需要厘清科学与人文心理学的界限，确保它们在各自恰当的领域发挥最大效用。 二、人文心理学的启示 今天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令心理健康工作者倍感困惑的问题。虽然社会各界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前所未有，社会心理服务业也蓬勃发展，但为何各种科学调查与公众的普遍感受均表明，当代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似乎愈加普遍、严重且低龄化趋势明显？2022年发表的一项追踪研究结果显示，2005-2019年大学新生年度精神健康患病率从13.87%上升至19.07%。 科学心理学在大脑神经科学的研究中不懈探索，脑神经结构、神经元网络、脑功能可塑性等成为其解释心理问题的核心点。但如前文所述，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期盼着新工具、新方法的出现，更期望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能为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带来新的曙光。在此之前，向人文心理学的理论寻求启示和指引，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到一种更具现实性、更具普惠性、成本更低廉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 例如，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敏锐地洞察到，现代心理健康服务(包括精神病治疗)专家面临着一个明显的趋势——他们日常所处理的问题与神经症的关联逐渐减少。与此相反，他们要回答的问题更多是诸如“我生命的意义何在”这类具有深层意义的疑惑。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科学主义让人们形成一种“泛决定论”的思维定式，使人们安然地陷入一种被动的舒适区，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由物质或者某种外界力量决定的，从而削弱了人对于自身命运的主宰感与主体感。当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环境的显著变化让人们觉得自己仿若一部大机器的固定零件时，人们才突然发现，自己的生命好像失去了意义，世界变得如此陌生，人间变得如此冷漠。所以，焦虑和抑郁等情绪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弥散开来。 人文心理学坚定地认为，人并非被动地生存于世，而是必须不断地对自己的未来进行预判，决定自己将走向哪里，将成为怎样的人，然后再根据实际行动结果不断调整和修正自己的预判。这种持续的自我反思和决策，体现了人的自主性和自由。简而言之，人具有最终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与权利。那么，人在决定自己的命运时，究竟依据什么呢？然而，在当今社会，幸福演说泛滥，人们被不断地灌输和教导“要幸福起来”。在这种背景下，心理健康服务似乎形成一种逻辑：心理健康的人应当感到幸福，而不幸福感则被视为心理失调和不健康的产物。然而，这种观念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后果。由于人们变得对幸福过度敏感，一旦遭遇不幸，他们的不幸福感往往不是线性增加，而是在自身不幸的催化下，会以几何级倍数增加。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当下许多年轻人如此脆弱，那些在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打击，他们却感到难以承受，仿佛这种打击已超越了生命存在的价值。由此可见，对于生命意义的体悟不足是当下心理健康问题广泛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