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指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1]这是党中央立足新时代文化使命的战略需求，遵循社会科学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部署，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引领作用，为扎根中国大地、回答中国实际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理论，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进程中充分发挥学科体系的根基作用、学术体系的创新动力功用、话语体系的表现形式提供了根本遵循原则，指明了实践的方向，更为广大的因明-逻辑学研究者提出了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时代紧迫性的重大课题，即如何在当代学术语境中实现因明-逻辑学的自主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汉代牟子在《理惑论》云：“道有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众道丛残，凡有九十六种，澹泊无为，莫尚于佛。[2]唐代神泰为其阐释了内在学理依据，他在《因明正理门论述记》中讲道：“自古九十五种外道，大、小诸乘，各制因明，俱申立破”①，在敦煌草书P.2063净眼《因明入正理论略抄》中更进一步讲道：“西方内道、外道一百余部，皆申立破之义，总号因明”。这些均表明，因明发端于古代南亚吠陀理论的证成实践，尤其在婆罗门各派、沙门思潮以及佛教根本四宗内部持续展开的哲学交流与思想交锋中，作为方法论的根源性发挥作用，逐渐形成被广泛遵循且行之有效的工具论。因此，唐代窥基在《因明大疏》中记述：“劫初足目，创标真似。”[3]黑格尔也指出：“正理论以乔达摩为始祖，是最发达的系统，它特别举出推理的法则，可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相比。”[4]但作为轴心时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的因明，在其发源地南亚早已失传；而自其传入中国后，经过本土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两大传承体系，进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借鉴、吸收、消化人类优秀文明结出的硕果，也是新时代中国自主建构因明知识体系的历史经验与思想资源[5]。由此可见，中国因明-逻辑学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应有之义。 摄类学是历代藏传因明学家对南亚古典哲学最为成功的本土化、时代化的成果，是藏族的思维方式和因明原理高度融合的完美典范，是藏文古典哲学史上最具原创性的理论结晶，更是藏传因明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构成。新时代建构中国自主因明知识体系，必先厘清藏传因明摄类学原创性理论生成发展的源与流。若忽视这一前提，自主建构将沦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所以，我们在新征程语境下，建构以主体性、原创性、颠覆性为根本特征的中国自主因明知识体系，首要需回答的核心命题是：中国自主因明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和原创性的源头活水在哪里？唯循此路径，新时代中国因明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方可规避对世界三大逻辑体系的简单拼装或西方逻辑的当代形式改造等问题，进而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根本使命，构建具有东方思维特质、彰显中国特色的因明知识体系。 这既是推进理论创新的文化自觉，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呼唤。一个民族的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支撑，更需要深厚的精神力量引领。相较于物质满足，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承载着诉诸长远、惠及世世代代的视野与情怀。物质越是富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是强烈。因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6]。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激活新的文化生命体，才能够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真理之光。 一、摄类学建构因明知识体系溯源 若要持续追寻正确思维的指引、攀登创新思维的高峰，如何实现突破性进展？答案无疑在于探索揭示思维规律与客观规律对立统一的理论学说。早在吐蕃时期，若以开放视野观照世界，唯有因明理论体系可解答此类问题。正如法称在《定量论》的开场白即指出：“若分辨利益与不利、得与舍，正智必须先行。故此，为了向不明正智者教授该理而特撰此书。正智本有两种：在《集量论》中云：‘谓现量及比量’。”[7]又如法称在《量理滴论》之首所云：“正智是人们成就一切事业必先行者，故在此明示。正智有二种，即现量与比量。”[8]人类的一切痛苦和烦恼都源自似是而非的各种思想观念，只有严密的破立论证的因明原理才能从根本上清空错误观念，第一时间捕捉事物变化无常的最新动态，始终保持认知的正确无误性，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探索人类未知领域的各种问题。公元7世纪初吞弥桑布扎远赴南亚研习并提出“以声明与因明结合造字”的理念。因明原理伴随藏文及其语法理论体系的创制，正式进入吐蕃学界的研究视野，相关理论成果亦随之涌现[9]。例如，杰齐洲在《声明八品》(
)书系中，充分运用声明与因明双轨互融的理路[10]，将其运用至炉火纯青之境。 基于这些理论成果，吐蕃赞普主持厘定了因明及相关专业的原创性概念与标识性概念，并将其系统纳入《词源分解》(
)广、中、略三种文本之中[11]。在大昭寺、桑耶寺等地开展辩论实践的基础上，藏族各路译师竞相赴南亚各地游学，并联合当地的班智达合作翻译以陈那的《集量论》、法称的《七量论》为例的因明原典60余部。至11世纪，在喇钦·贡巴饶塞(892-975)、仁钦桑布(958-1055)、玛译师(生卒待考)、巴曹译师(1055-？)特别是俄罗(1059-1109)师徒更加系统地讲授因明理论的基础上，恰巴群僧(1109-1169)在桑普寺结合教学实践，开创了藏传因明摄类学。其中最具主体性、原创性、颠覆性的理论形态是“质与体(实与体)”理路，这一理论对新质生产力能否提供创新思维支撑的可能性，或可尝试进行评估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