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践行“双碳”承诺的具体方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压力叠加的关键期和攻关期[1]，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急剧扩张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资源环境的承载上限[2-3]。客观审视人类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通盘考虑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影响，是统筹推进发展与保护的前提。相较于废水、废气等污染物排放指标，生态足迹[4-5]、水足迹[6]、碳足迹[7]在全面表征生态压力方面更具优势。生态足迹又被称为“生态脚印”，通过土地面积来映射人类行为留下的痕迹，涵盖了人类活动的六类基本用地。鉴于足迹内涵与成因，理清其人文驱动因素是缓解足迹增势的有效途径。 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环境管理举措是贯彻高水平保护要求、守好高质量发展底线的重要手段。长江重点生态区和黄河重点生态区作为《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三区四带”的决策部署地，是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所在地，统筹好区域发展与生态保护工作，对构建国家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外，《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也将“三区四带”纳入重点区域，强调锚定2035年全面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的节点目标，建立从问题识别到解决方案的分区分类管控策略。由于原生基础、发展阶段的差别，不同地区的生态压力及人文驱动因素必然呈现一定差异[8-9]。基于区域承载力差异，识别压力共性因素、甄别压力差异的特性因素，有助于响应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政策需求，以针对性举措破解生态制约难题。长江重点生态区和黄河重点生态区同为依托中国大江大河形成的地区[10]，两者在区域广度、经济地位、生态站位等方面存在相似点，具有天然的可比性和区域异质性分析的条件。 因此，基于异质性分析视角，研究以中国作为整体样本、以长江重点生态区与黄河重点生态区作为区域比较样本，观测生态足迹时空演化趋势，检验区域生态压力的人文驱动因素，并考察政府绿色发展关注度的调节效应。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拟从以下方面拓展：①在识别区域生态压力共性人文驱动因素的基础上，甄别压力差异的特性因素，为基于环境承载差异、实施分区分类管控提供切实路径指导。②考虑绿色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的内核，会触发并引起政府注意力的偏好转移，分区域检验政府绿色发展关注度对生态压力的调节作用及调节方式，为政府行为引导地区发展提供策略参考。③以生产性生态足迹全面表征生态影响，并考虑我国农业生产特点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以国家公顷替代世界公顷，更新计算中国主要农产品平均产量，取近23年均值作为各项农产品的最终平均生产能力。④从识别压力高值区，到溯源压力共性因素及压力差异特性因素，再到分组考察政府绿色发展关注度调节方式，最终落脚到差异化的区域发展策略，尝试将异质性讨论贯穿整个研究过程，融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问题识别、精准溯源、分区施策”工作闭环的思路。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中，人类作为最积极的活跃因素和功能单位，其发展对生态系统产生了深刻影响[11-12]，且影响程度不断深化[13]、影响维度日益复杂[14]。明晰生态效应的人文驱动因素，是从根源上改善生态紧张局面的方式。STIRPAT模型将经济富裕程度、人口、技术等主要人文驱动因素纳入环境影响框架中，并将影响效应拓展到了非线性，学者基于此模型开展了较成熟的探讨和检验[15-16]。长江和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与人类活动的集聚地，其区域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在中国整体格局中占据过半比重，且作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的空间载体，两者的经济社会发展及人类活动将在较长阶段内呈现较高增速，其生态影响深度及范围，理论上亦会呈现相同演化态势。据此，提出假设H[,1]：经济富裕程度、人口、技术等人文驱动因素是区域生态压力深化的主要原因；我国生态压力将呈现持续上升，且向长江、黄河重点生态区集聚的时空演化趋势。 研究多聚焦某个特定区域，开展经济、社会等维度与资源环境的讨论，由此提炼通用性区域发展策略，以区域异质性分析为切入视角和逻辑主线的研究相对不多。事实上，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一个复杂过程，受限于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经济基础、技术程度、政策环境等客观条件[17-19]，其影响程度、影响方式和影响因素呈现趋同性特征的同时，亦会存在显著差别。一方面，长江重点生态区与黄河重点生态区在我国的经济地位、生态站位等具有相似之处，具备区域可比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两者发展基础、阶段和环境的不同，会造成生态影响的异化，具有区域可比的现实需求，探寻两者生态压力异化的关键驱动因素是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的重要依据。据此，提出假设H[,2]：鉴于自然本底条件和发展程度的地带性差异，长江重点生态区与黄河重点生态区对人文驱动因素的生态反馈将存在一定差别。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发展，本质上就是绿色发展的充分体现[20]。绿色发展模式脱胎于传统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在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前提下，追求更持续、更均衡、更清洁的多维社会发展[21]，为缓解生态环境压力[22]、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共存和互转[23]提供了模式指引。“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重要论断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绿色发展的政策导向，这会触发和引起地方政府对绿色发展的关注度偏好转移。生态现状是由地区资源禀赋、人类开发活动和环境管理成效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作为环境管理的主体，其关注重点和偏好往往会通过政府行为影响地区发展[24-25]。绿色发展本质是以最小的资源损耗和环境成本实现经济增长，政府对绿色发展的关注偏好会助力地区绿色转型，为缓解地区资源约束和生态压力提供有益助力。据此，提出假设H3：政府绿色发展关注度对人文驱动因素与生态压力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且调节方式因区域差异而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