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上游横跨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五省(区)，是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带核心区、黄河流域水源涵养战略源头，也是全国重要的碳汇储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确立为重大国家战略，并多次深入黄河上游甘肃、宁夏等省(区)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筑牢三江源“中华水塔”，提升甘南、若尔盖等区域水源涵养能力，加快推进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北方防沙带等生态屏障建设。2024年9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兰州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国家江河战略高度为黄河上游地区生态保护锚定了系统性治理航向。 面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得到根本缓解而经济社会发展已步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关键期的现实[1]，学术界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问题，从生态补偿[2]、生态产品价值转化[3]、新质生产力赋能[4]等多个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成果颇丰，为黄河上游地区生态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既有研究或聚焦理论赋能机制方面的探讨，缺乏结合区域生态特征的深度阐释；或侧重全流域宏观分析，对流域内差异化资源禀赋、经济梯度与产业结构下的生态治理精细化路径研究不够。基于此，本文聚焦黄河上游典型生态敏感区，针对生态保护红线约束与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矛盾，以新质生产力的“绿色低碳、创新驱动、开放融合、人本内蕴”[5]的四维特性为理论支撑，系统探讨黄河上游地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路径，希冀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提供兼具理论创新性和实践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一、黄河上游地区生态保护现状 (一)生态保护修复力度不断加强，但投资机制仍待完善 当前，黄河上游地区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为核心，加速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推进三江源、祁连山、大熊猫、若尔盖等国家公园建设，实施“山水工程”“三北”工程，生态修复成效持续显现。2024年以来黄河源头水源涵养能力显著提升，三江源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实现整体提升，黑土滩治理区植被盖度从20%提升至85%以上[6]，祁连山生态状况明显改善区域占比增加37.5%[7]。2022年以林草保护修复为核心的生态治理工程成效显著，资金投入结构与治理效能呈显著正相关，但投资机制仍存在结构性矛盾。全年累计完成造林93.34万公顷、人工种草86.14万公顷、草原改良129.19万公顷、围栏封育322.28万公顷，相关指标占黄河流域总量的51.64%～99.03%，凸显出黄河上游作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地位。全年林业投资652.13亿元，重点向草原保护修复(39.19亿元，占全流域的91.58%)、荒漠化治理(6.73亿元，占全流域的99.69%)、自然保护地管理和监测(12.12亿元，占全流域的83.55%)等关键领域倾斜，带动沙化土地治理78.04万公顷(占全流域的88.9%)，资金投入方向与生态修复成效关联性突出。①矿山修复是生态治理的关键环节，2022年在矿山修复领域累计投入生态修复资金103.3亿元，其中财政资金占9.7%、企业投资占89.7%、社会资本仅占0.6%②，虽初步形成了“财政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但社会资本参与度显著偏低。企业投资多为环保督察倒逼的合规性被动支出，更倾向于承担当期新增矿山修复责任，对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的动力不足③，且投入并非基于修复后土地开发等市场化收益驱动，资金可持续性较差，加之矿山生态修复面积与资金投入占比不均衡④，进一步凸显出生态脆弱区“治理需求迫切与市场化能力不足”的矛盾。 (二)水气土污染防治向纵深推进，但区域差异与反弹风险并存 近年来，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加速向水、气、土多要素协同转型，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构建一体化监测网络，统筹污染防治、生态修复与风险管控，通过联合防控污染源、整体保护生态系统、协同评估治理成效等措施，实现流域环境质量系统性提升与可持续发展。大气治理从“总量控制”转向“精细化管控”，多污染物协同治理推动空气质量稳中向好。2024年黄河上游地区对可吸入颗粒物(PM[,10])及传统气态污染物的管控成效明显，污染物浓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⑤；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年均浓度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一级标准。细颗粒物(PM[,2.5])治理存在区域差异⑥，臭氧(O[，3])污染呈现反弹趋势⑦，成为制约空气质量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因素。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处于81.6%～96.8%区间⑧，这一趋势与全国大气污染防治大环境相契合，反映出黄河上游地区在工业废气减排、机动车尾气治理及扬尘管控等常规措施上执行得力。黄河上游干流保持优水质，甘肃、青海、四川、宁夏四省(区)地表水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断面比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90.4%)，水环境治理逐步从“末端治理”向“流域系统性治理”转型，跨区域协同机制不断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治理重心聚焦源头防控与技术创新，通过强化涉重金属监管、推广绿色农业降低污染输入，积极探索生物修复、物理化学修复等适配技术，提升土壤治理效能。黄河上游地区生态质量(EQI)介于46.33～70.95之间⑨，较2023年整体趋好，但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区)因生态基底脆弱，生态质量指数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9.95)。沙漠化治理、水土流失防治、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及水资源超载管控仍是流域生态治理的核心领域。 (三)生态监测体系建设成效显著，但跨域协同与数据融合亟待加强 黄河上游地区以生态监测体系现代化建设为抓手，通过网络拓展、技术革新与机制创新，为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筑牢数据根基。一是持续扩大监测覆盖范围，通过增设生态环境监测站点、配套建设5G通信基站，保障监测数据实时传输与稳定采集。在生态保护监管重点区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公园等重点区域建立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合理布设多种生态类型的样地，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当前，黄河上游地区已有25个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入选全国第二批名单(内蒙古8个、四川6个、甘肃6个、青海4个、宁夏1个)[8]，形成覆盖森林、草原、湿地等典型生态系统的监测节点。同时，监测领域不断向新污染物、温室气体、碳通量等前沿方向延伸，增设水、气、土多要素协同监测站点，为生态环境演变研究提供多维数据支撑。二是技术创新成为驱动监测能力跃升的关键引擎。黄河源头、祁连山等重点生态区域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物联网传感器及红外相机等技术，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对生态脆弱区的动态、实时监测。[9][10]三是持续深化省(区)内相关部门间的协同合作机制，通过构建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监测与评价工作机制⑩、搭建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平台(11)、完善多部门突发环境事件联防联控机制(12)等系统性举措，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稳步提升。尽管治理成效显著，但高海拔无人区监测覆盖不足、多源数据融合分析能力薄弱、跨部门跨区域数据共享机制与生态监测标准协同体系尚未健全等关键问题仍待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