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至蒙元统一之前，北方各民族间出现了迁徙与交融的新浪潮，对传统以中原汉人为主导的“华夷”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尤其在辽宋夏金之际，汉、藏、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多民族的交流交往使传统“夷夏观”发生变化。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夷夏观”的演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密不可分。①此前，学界对辽金的“夷夏”关系及华夏认同等议题的研究已比较丰富。②囿于史料及视角，既往研究尚未对党项西夏的“夷夏观”问题进行过专门讨论。 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不断深入，从多元视角阐释西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历程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近来，有学者以“中国观”概念为主线，梳理了辽金西夏时期从“天下一体”到“中华一体”的演进过程。③史金波也从宏观上论述了西夏对“中国”的认同。他指出，宋辽夏金时期，以边疆民族为主体的王朝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华夷”观念，或倡导“华夷同风”，或否认本身为“夷”，其实质都是在否定过去“贵中华、贱夷狄”的观念；在探索新的“华夷观”和正统观时，开始把本民族及其他边疆民族纳入“中华”的范畴之内。④由此看来，“夷夏观”的演替不仅反映了西夏与多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也是探讨党项西夏对“华夏”认同的重要线索。本文通过梳理夏汉双语文献，试图厘清党项西夏在不同时期对“夷夏”概念的认知与理解。在西夏重构新“夷夏观”的视角下，探究其主动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一、从定难军节度到“华夏”正统的塑造 辽宋夏金时期，传统“夷夏观”在边疆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碰撞、交流中产生了变化，探讨新的“夷夏”关系也成为研究这一时期多民族交融历史的重要内容。总而言之，契丹、党项、女真等边疆民族对“夷夏观”的重构是此阶段“夷夏”关系演变的主要特点。它既是对传统“华夷之辨”的革新，也是多民族交融和“华夏”认同产生的必然结果。从过程来看，当原先被视为“夷狄”的“边缘”民族成为统治阶层后，势必要打破以往由中原汉人主导的“夷夏”格局，并试图构建起以“自我”为中心的“夷夏”新秩序。在此进程中，“夷夏观”的演替往往又与边疆民族对中原汉文化的认同程度密切相关。如辽代“夷夏观”的演变即可分为初、中、后三个时期，其变化整体呈现出从自认“夷狄”到追求正统，再到将其他边疆民族视为“夷狄”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与中原文化在辽朝的传播和被吸收的进程相一致。⑤从党项西夏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来看，其“夷夏观”的演变虽也有类似趋势，但与辽金“夷夏”关系的演进特点不尽相同。 西夏脱胎于党项定难军割据政权，想要探讨其“夷夏观”的变迁，就要追溯唐末以来党项拓跋氏对“王朝—藩镇”体系的认同过程。唐初党项诸部内附，在“华夷之辨”的影响下，唐朝将内迁各族视为“夷狄”，并采取羁縻政策加以牵制。随着多民族交往及汉化程度加深，党项人内部出现分化，摆脱“夷狄”身份也成为一些汉化程度较高部族的政治诉求。9世纪中后期，党项拓跋氏已成为党项诸部中最早汉化的族群，并逐渐发展为党项族的中心。⑥同时，定难军政权的建立也为党项拓跋部主动打破“华夷”的区隔提供了契机，藩镇成为其维系正统的政治符号。从唐末到五代，定难军节度使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臣属”关系，使其始终在此地区维持了一定的政治特权，⑦稳固与历代中原政权之间的“王朝—藩镇”关系也成为定难军节度使的必然选择。在追求政治认同的过程中，定难军李氏开始有意识地自别于党项诸羌，⑧“夷夏有别”的认知也使拓跋部与党项其他部族间产生了身份边界。与此同时，随着政治地位和权力的巩固，党项定难军政权也逐渐发展为中原王朝稳定西北“夷狄”的重要力量。 五代时期，定难军李氏在中原政权更替之际，以“统摄西北诸夷”为旗号，不断扩大其割据势力。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以延州节度使安从进为夏州留后，以李彝超为延州留后”。然李彝超拒不赴任，并上书言“奉诏除延州留后，已受恩命讫，三军百姓拥隔，未遂赴任”。⑨在与中原王朝的博弈中，定难军李氏俨然自视为西北“戎狄”的领袖，甚至李彝殷以“夷人”折德扆亦为节度使，与己并列而耻之。⑩后晋开运元年(944)，彝殷统兵助攻契丹，被授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成为传统“夷夏”秩序的“维护者”。可见，定难军李氏对“王朝—藩镇”体系的政治认同不仅固化了其有别于“夷狄”的身份观念，也促进了党项拓跋部对“华夏”正统的认同和追求。 近十几年来，陕西、内蒙古等地出土了大批五代时期定难军上层人物的墓志。从志文可见，叙述君臣之义和塑造身份正统已成为党项拓跋氏的共识，内嵌于方镇体制的亲属网络也帮助李氏完成了对定难军区域的整合。(11)在这些墓志中，墓主人大多追溯其祖先为北魏鲜卑拓跋氏，这与唐代《拓跋守寂墓志》中追溯的“西羌别种”截然不同。(12)虽有学者认为，这批墓志中的祖先追溯可能受到中古时期族群攀附同质化书写的影响，(13)但不可否认，通过共同的历史记忆进行权力和正统的塑造，是此阶段党项拓跋氏维持“王朝—藩镇”格局的重要手段。
